東北根據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側記【2】

學員出道小試身手

在承德，干部大隊的李軍對於自己初出茅廬卻將要參與到與蘇聯紅軍交涉地方事務的外事工作中很有使命感，自己在延安學習的俄語這會兒就要用上了，他希望自己融入到抗戰勝利后的各項工作中去。當時他跟隨一位延安來的師長當翻譯，直接與蘇聯人打交道。

李軍回憶說：初次和“老毛子”打交道，感到他們也是有各種各樣的性格和脾氣，溝通好了，辦事很容易。但是一些蘇軍士兵甚至一些軍官軍紀確實差勁，隨便拿老百姓東西和恣意勒卡的事情不少，甚至強奸和搶劫的大案也時有發生。我們隨領導同志去找蘇聯人交涉時，蘇軍首長解釋說有些士兵是從監獄裡放出來的犯人，被編入軍中敢死隊裡打前陣，不少人戰死了，有些活下來的仍惡習未改，所以違紀案件時有發生。

經過一段實踐，我們在延安外語學校學習的俄語，還真的可以在實踐中派上用場。一開始我們的語速很慢，和蘇聯人對話時，他們的語速我們也跟不上，但隨著接觸的增多與磨合，我們的翻譯語速也加快了，適應了工作的需要，交結的蘇聯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

俄羅斯人與中國人的性格有很大差距，他們歷經了衛國戰爭，對於生命和死亡有點淡漠。聽說他們打仗時往往直立著向前沖鋒，死亡率很高。如果一旦喝上點酒，打起仗來更不怕死，顯現了俄羅斯人驍勇善戰的性格。平時，蘇聯人表現得大大咧咧，不拘小節，對朋友挺講義氣。可是，交往多了我們就發現：他們是大聰明，在雞毛蒜皮的事上不和人計較，但是在重大利益上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在承德呆了一段時間。大家還想到東北去，在遙遠的塞外體驗抗戰勝利和建立民主政權的過程，那肯定是一個非凡的人生感受。

從河北坐火車到遼寧，現在坐高鐵只是彈指一揮間。但是在當時，我們走過的這段路也可說是一波三折。

承德的鐵路運輸當時是受到國民黨暗中操縱的。他們安排的司機有些人是特務，明裡暗裡地與共產黨對著干。再加上車站上的設備和水塔受到一些破壞，煤也很少，火車基本開不動。當時，我們隨同炮兵團從河北石家庄去沈陽，正巧是高崗、張聞天等領導同志也要去東北，沒有派專車，隻能和我們一樣，一起搭乘火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是走走停停的，不停地給機車加水，速度還趕不上隊伍急行軍快。但是大家也沒有別的辦法，隻好眼瞅著火車像老牛車似的往前“嘎悠”。即便是這樣，火車到了一個站卻不往前開了。高崗、張聞天等領導同志坐上沈陽派來的車，先行離開了這裡，我們隻好下車行軍，走了幾天才到達錦州火車站。

從錦州到沈陽一路較順利。沈陽雖然是個大城市，但是秩序卻很亂。盡管蘇軍已經佔領了沈陽，但在城市管理上沒有頭緒。國民黨趁亂收編了一些偽滿軍人，或明或暗地搞些破壞活動，而我軍先期到達的少數部隊，用於保衛新組建的機關單位還勉強夠用，但是對於社會管理工作也力不從心。更嚴峻的是，蘇軍正在給我方施加壓力，逼我們退出沈陽，蘇方好根據雅爾塔協議把東北交給國民黨。針對這種情況，我方黨政機關和部隊急速和延安聯系，等待中央的指令。

根據中央指示，東北局組織了去北滿、西滿分局的高崗、張聞天、李大章等五六個省委書記和軍區司令員，我們跟著這支大隊（實際上是高干隊）一起行動，開赴北滿。

1945年初冬，11月下旬時，我們跟隨領導同志一起上了火車，大概是60多人，在一節貨車車箱裡或席地而坐、或坐在行李上，大家談笑風生，傍晚就到了長春。這時駐扎在車站的蘇軍上尉過來了，樣子很凶，攔住我們不讓走，硬要檢查。

當時一個學員遵照領導的命令，上前和蘇軍軍官交涉要出站的事兒，並解釋說：我們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要盡快前往哈爾濱工作。但蘇軍上尉卻故意支吾搪塞，就是不放行。在車站上旁觀的鐵路員工指點他說：不必和老毛子生氣上火，他們就是想卡點東西。

學員向領導報告了情況后，帶隊領導很生氣地堅持說：“這種作風不能遷就。”就直接找那個蘇軍上尉去說道說道。沒曾想，那個上尉看到我們的手裡拿著一支手電筒，立刻滿臉堆笑地迎上前去，非要把手電筒留給他作紀念。我們還看到其他幾個蘇聯軍官手腕上都戴有好幾塊手表，上衣口袋插滿了樣式不同的鋼筆，原來這都是他們半路上截獲的“紀念品”。

既然各位軍爺有此嗜好，我們為了顧全大局，盡快趕路，還是從了吧。這是車上多數領導和同志們的想法，那位領導很不情願地默許了，我們拿了手電筒去交給那個上尉，上尉得到了這個“紀念品”后，大喜過望，竟然調來一個火車頭，專門把我們這一節車箱挂上，當成專列，一路綠燈地直接開到了哈爾濱。

先期到任的陳雲同志把抵達哈爾濱的領導安排住下后，我們這些小翻譯、干事就趁機到哈爾濱街頭去溜溜彎，想看看這座在俄羅斯人心目中的東方聖地是個什麼樣子。一看，果然城市中到處充滿俄國風情，特別是中央大街，兩側都是俄羅斯人開的公司、商店和賓館。亞洲第一大的東正教教堂———聖·索菲亞教堂，確實風度不凡。直到現在，我們還完好地保留著這座具有100多年歷史內涵的俄羅斯建筑。

轉悠了一上午，回來時，卻被荷槍實彈的蘇軍給攔在住所外不讓進入，說裡邊都是些“紅胡子”，要查辦他們。原來，是國民黨特務知道共產黨到這兒來了，便向蘇軍告黑狀，妄圖用蘇軍的力量阻止我們在東北落腳。見此情景，我們向陳雲同志做了匯報，陳雲同志及時與蘇軍進行了交涉、解釋，蘇軍才撤銷了對我方住地的封鎖。隨著我們與蘇軍的交涉事務日益增多，維穩建政工作開始起步了。

當時的中蘇友協配合蘇軍進行一些穩定局勢等事務的溝通交流。蘇聯人一方面想讓中共在東北站住腳跟，發展起來，但又拘於雅爾塔協定的限制，想把政權交給國民黨政府。我們分析了蘇聯人的心理：他們處在矛盾之中，他如果把政權交給國民黨，就等於把勝利的果實讓給了美國分享，美國的影響力在中國發揮更大作用，這對蘇聯可不是什麼好事兒，蘇聯人對此顯然不會心甘情願。而蘇聯人的這一矛盾心理，也正便於我們開展工作。爭取主動的關鍵點，在於最大限度地從中找出適合我們發展壯大的公約數。所以，我們也要加強中蘇友協這個窗口，開展維穩建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