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保孜
毛澤東派人送來一個花圈，放置在曾與他攜手近半個世紀的戰友遺像旁。此時毛澤東少言寡語，甚至不能行走，他隻能以這種方式同他忠貞不渝的戰友告別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來咽下最后一口氣時，毛澤東正臥床側身看書。他又是一夜沒有合眼。
負責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來到游泳池，將這一噩耗告訴了外面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馬上拿起鉛筆，在一張常用來通報事情的白紙上寫下了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這張紙放在了大廳裡的條桌上。
護士孟錦雲此時正在毛澤東臥室裡值班。她聽到外面大廳裡有人走動的聲音，按照往日的經驗，知道這是有人來送條子或東西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紙條。她先是一驚，然后平靜了一下情緒，把紙條疊起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毛澤東的臥室。她看見毛澤東依舊在那裡看書，根本沒有留意自己去大廳干了什麼。
小孟便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又坐在了毛澤東床邊的沙發椅上順手拿起了一本書，但她注意力一直無法集中，內心在糾結，要不要現在就向毛澤東報告？但她又想，毛澤東一夜沒睡，現在就告訴這個噩耗，萬一情緒波動過大，一緊張引發心臟病怎麼辦？不告訴吧，畢竟這是一件大事，告訴吧，又怕毛澤東身體承受不了……進退兩難中，她決定等毛澤東睡醒覺再告訴。
中午吃過飯后，毛澤東休息了兩個小時，下午3點多鐘，政治局派人送來了周恩來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收下來后見毛澤東睡醒覺了，精神還可以，就決定找機會把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告訴毛澤東。
按照慣例，下午是給毛澤東讀報、讀文件的時間。小孟就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稍稍停頓了一會兒，便拿起那張訃告清樣，用低沉緩慢語氣讀了起來：“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與世長辭……”
毛澤東先是閉著眼睛聽讀報，這時他突然睜開眼睛，望著小孟，好像反應不過來“與世長辭”是什麼意思。一會，他明白過來了，畢竟周恩來住院近600天，而且是癌症。對於周恩來離世這一天應該是早已預料的。他對小孟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又慢慢閉上了眼睛。但他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窩裡滾出了淚珠。
小孟一見毛澤東掉眼淚了，憋了很久的悲傷也有了釋放的出口，跟著哭了起來。她一邊哭一邊念完了訃告。
整個過程，毛澤東沒有說一句話，隻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面頰，流到了嘴角，流進了脖頸……
幾天后，中央擬好了有關周恩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委員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並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拿起他那支經常使用的紅鉛筆，在送審報告上寫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畫了一個圓圈。悼詞千言，這個圓圈寄托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深切哀思。這個圓圈表達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深情厚意，也象征著兩個偉人半個世紀並肩戰斗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在周恩來進入病危以后，毛澤東也是病魔纏身，日漸衰弱。盡管他們兩人病榻相距並不遠，中間隻有一堵紅牆和西安門大街的柏油馬路相隔。但這短短的幾百米距離，對於一個臥床不起，一個寸步難移，同處嚴重病情中的年老病人來說，縱然有千言萬語要說，有深情厚誼難舍，也無法相見。事實上，兩位偉人永遠不可能再見了。他們不僅無力相見，也不忍相見，思念遠比相見更要現實一些。
此時要毛澤東參加追悼會，根本就是力不從心，無法實現的事情。
就這樣，毛澤東沒有去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他派人送來一個花圈，放置在曾與他攜手近半個世紀的戰友、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達27年之久的周恩來的遺像旁。毛澤東隻能以這種方式同他這位忠貞不渝的戰友告別。
15日下午，有5000人參加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鄧小平如期前來致悼詞。葉劍英、宋慶齡、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王震、烏蘭夫、蔡暢以及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參加了追悼大會。
1月15日下午3時，悲痛憂傷的哀樂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裡一遍一遍地回蕩，如泣如訴，浸泡著人們悲傷的心靈。周恩來的骨灰盒覆蓋著黨旗，端放在大廳的正前方。
這天，首都北京是個晴朗的日子，但氣溫低到零下10攝氏度，還刮著三四級北風。
人們事先估計到，追悼會下午３時開，大約會在中午12時戒嚴。所以人們早早趕在戒嚴之前到達天安門廣場。
等到戒嚴時刻，天安門廣場上早已是人山人海，無數的花圈匯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萬的人川流不息地來到紀念碑前脫帽默哀。與此同時，全國各地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挽帳、悼詞詩文、白花素縞覆蓋了神州大地。
鄧小平在哀樂聲中目光緩緩，表情嚴肅。他沉痛的聲調，感染了會場內外的廣大群眾。人們佇立在那裡，止不住淚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澤東看電視的時候，護士和陪伴他的人發現他是流著眼淚看完了周恩來追悼會的報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飛機帶著周恩來的骨灰飛向天空。鄧穎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著摟住實現“恩來同志遺願”不是兒子勝似兒子的兩位警衛
周恩來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早在1956年，我們黨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倡議實行火葬，周恩來作為總理，帶頭響應。1958年，他專門派人到重慶，將抗戰時期離世的親生父親墳墓，與同時期離世的鄧穎超母親之墓，甚至還將重慶辦事處幾位病故同志的墳墓，平掉后進行深埋，並在原來的墳墓上重又種上庄稼。20世紀60年代后，周恩來的殯葬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認為人死后不僅要火化，而且沒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人死后為什麼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裡可以作肥料，撒在水裡可以作飼料喂魚，人死后不僅不浪費一寸土地資源，遺體還可以再作一點貢獻。”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與醫療組的醫生們談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問題全世界都還沒有解決，我死后，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為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追悼會后，治喪委員會將依照周恩來的生前囑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湖海。鄧穎超讓周家親屬、醫務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留下，就在大會堂台灣廳開了一個短會。她向親屬們宣布了這個消息：“完成總理生前的遺願，將骨灰撒掉。”
在場的親屬們一聽都失聲痛哭：“我們留不住伯伯，連骨灰都留不住嗎？”
鄧穎超面帶嚴肅對親屬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還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與疾病作斗爭。你們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伯伯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的。我們國家在對待人死后的葬儀方面，從古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從感情上講，你們很難過。伯伯的肉體雖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國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為人民服務。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物質不滅，生生不已。你們要支持伯伯的這一行動。伯伯的遺願實現了。你們都聽到小平同志的悼詞了，中央對你們伯伯的評價已經超過了他的實際，你們不應該再有任何意見。從你們伯伯去世之后，關於后事的問題上，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中央怎麼安排我就怎麼服從，你們也一樣，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見。”
鄧穎超與親屬們開完會，便准備親自護送骨灰到通縣機場。這時外面進來人報告：“外面都是群眾，這時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總理骨灰要撒掉，他們一定會出來阻止的。”
鄧穎超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又在台灣廳等了一會，便決定由大會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鄧穎超捧著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淚。身邊的老警衛張樹迎心裡十分難過，他知道鄧穎超在大家面前盡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讓別人過多的哭泣。可是當她一個人面對丈夫骨灰的時候，就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悲傷。張樹迎想替鄧穎超捧一會兒骨灰盒，可是鄧穎超搖搖頭，嘶啞著喉嚨說：“讓我捧著吧，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來在一起了……”
一聽鄧穎超這樣說，衛士們的眼淚又不聽話地流了出來。他們無法分擔鄧穎超的悲傷，甚至現在無法分擔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車到達通縣機場，天已經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認出跑道和停著的一架飛機，等他們幾個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農藥的農用飛機。
鄧穎超緊緊握著代表中央播撒周恩來骨灰的羅青長和警衛們的手：“這次任務全靠你們了，我代表恩來感謝你們！”
鄧穎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裡，目送那架小飛機消失得無影無蹤后才乘車返回西花廳。
飛機載著周恩來的骨灰正在飛向遠方。隨著飛機不斷地升高，機艙裡越來越冷，即使穿著皮夾克，也凍得渾身哆嗦。羅青長帶領大家圍著撒農藥圓桶形的噴口，手裡提著盛周恩來骨灰的紅綢袋。骨灰分在3個口袋裡，也就是說，骨灰要分別撒在3個地方。
在轟鳴聲中，昏暗的燈光下，大家誰也不說話，心情極度的難過。
不一會，前面的領航員說“撒！”
他們將第一袋骨灰倒進了圓桶裡，骨灰被風吹撒，漫天飛舞，揚揚洒洒落在了密雲水庫（撒骨灰的地方是后來才知道的）。不多久，又是一聲命令“撒！”大家又撒了第二袋，這是天津海河的位置。飛機又飛了一陣子，才將最后一袋撒在了黃河入海口。
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麼？象征周恩來的足跡，周恩來的胸懷，也象征著周恩來永存的生命！
整個空撒任務往返4個小時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張樹迎和高振普來到西花廳向鄧穎超匯報當晚的空撒情況。一進門，發現鄧穎超眼圈烏青烏青的。原來她整整一夜沒有睡覺，不僅挂念周恩來骨灰是不是撒干淨了，也十分擔心這兩名警衛的安全。當她看見兩個警衛進門，頓時老淚縱橫，顫顫巍巍地站起身，張開雙臂，一把抱住他們，3個人痛哭著抱在了一塊……
“感謝你們，感謝你們替我了卻了恩來同志的遺願！感謝你們！”
有人說得好：總理生前沒有自己，死后也無需保留自己。活著將生命交給崇高的革命事業，奮斗終身﹔長眠時把骨灰留給大自然，化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把什麼都留給了我們。
周恩來走了，但沒有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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