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
老紅軍王定國
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
1913年冬天，四川營山安化鄉一個姓王的貧苦佃農家庭迎來一個女孩，取名乙香。
20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處在社會最底層，沒有田地，沒有房子。唯一的棲身之所，是借別人的一面山牆搭起的茅棚。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小乙香六七歲時便不得不像個小大人一樣替父母分擔生活的重擔。那時候，她跟隨父母外出給人家干活，推磨、養蠶、洗衣服，什麼活都干。在賣擔擔面的面食館推磨時，小乙香抱著和自己一樣高的磨棍，從天黑推到月照東牆。說是推磨，實際上是把磨上的橫棍捆在肚子上，用整個身子推著磨盤轉，同時也防止困倦摔倒。主人家有時候給幾文銅板，有時給點麥麩子。麥麩子拌著切碎了的紅苕葉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貧苦生活卻鍛造了小乙香倔強的性格和剛直的本性。被軍閥抓了壯丁的三叔從兵營裡偷偷逃跑了，拉兵的頭目和當地的土豪便用鐵鏈子鎖走了小乙香的父親，並要王家請客擺平此事。平地起風雲，這件事使本來就沒有根底的王家不亞於一場地震，小小年紀的乙香毫不膽怯，她沖來人說：“人是你們拉走的，跑不跑我們又不知道，憑什麼抓人要錢？”一個小小的黃毛丫頭竟敢如此頂撞，惱羞成怒的惡棍們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頓。為了平息此事，王家隻得把棲身的茅棚賣了兩吊錢，給當官的送禮。一家人隻能在街上租了半間草房，淒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傾盡全力去“討生活”，仍擺脫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因為貧窮，乙香的一個妹妹活活餓死了﹔后來，父親染病身亡，家裡沒錢安葬，三歲半的二弟被賣掉，換回4塊做棺材的木板和兩升麻豌豆。
15歲的乙香也被送給一個李姓人家做媳婦。纏著小腳的她每天在田裡一身泥一身土地干活，婆婆生氣時就揪著辮子打她。每次被打后，乙香都會跑回自己家，在母親那兒尋求一點安慰。
那時，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秘密發動群眾、組織農會。乙香有兩個舅舅，都是耿直剛強的農民，他們與地下黨員楊克明、張靜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邊地下有個門，如果有人從前門進來，屋裡的人可以從后門出去，靠著大山的掩護就能避開追捕。因此，兩個舅舅常常帶一些朋友來乙香家裡開會，談論一些窮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兒。
因為這個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幾個桌子以賣酒作掩護。每天，乙香和母親在前面賣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楊克明、張靜波他們從后門離開。負責放哨的乙香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他們是好人”，同樣不知情的母親只是對外稱這些人都是自家的親戚。那個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
以賣布做掩護的地下黨員楊克明給乙香講了不少外面的新鮮事兒：山那邊小孩子上學不要錢，重慶的女娃兒不包腳等等。乙香當時是個聰明能干、性格開朗、能說會講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識，后來就到處去向農民宣傳。
漸漸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幫著送信、放哨。在楊克明的鼓勵下，乙香剪了長發，放開了剛裹不久的雙足。“放了腳走路安穩，走山路快，干活有勁。剪了辮子，大人想揪著辮子來抓我也不容易了。”就是這麼朴素的想法，讓乙香邁出了婦女解放的第一步。
李家族長知道后，派來幾個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們湊了40多塊銀元，結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關系。
1933年10月，許世友率領紅九軍打到營山，解放了乙香的家鄉，成立了營山縣蘇維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擔任內務委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時起，代表過去的“乙香”不見了，“王定國”這個名字伴隨了她的一生。
由於四川軍閥楊森的反扑，為了保衛年輕的蘇維埃，支援紅軍作戰，成立了400多人的營山縣婦女獨立營，王定國任營長。她帶領婦女營的同志們手持梭鏢大刀，和男同志一起沖入敵人陣地，殺頑敵，抓俘虜，英姿颯爽。
1934年初，黨派王定國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沒有紙和筆，王定國和同學們就相互在別人的背上學寫字﹔而且，全憑記憶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當時蘇維埃頒布的《勞動法》《土地法》就是他們的教程。雖然學習時間不到3個月，但之前不識字的王定國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字，如“人”“風”等字。
在蘇維埃學校學習時，王定國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工作隊，奔赴紅江縣。在這兒，她結識了著名的紅軍女將領張琴秋，“那時她很年輕，皮帶上別著一把小槍。”張琴秋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女黨員，留學莫斯科5年回國后，先后成為紅軍中唯一的方面軍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師長，新中國成立后又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王定國把張琴秋稱為“沒有授銜的將軍”。
在張琴秋的領導下，王定國與同志們一起向貧苦農民做宣傳工作，擴大紅軍，平分土地，組織農民給前方作戰的紅軍送糧米、做軍鞋，還拿起武器勇敢作戰，保衛革命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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