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順
1937年春，身處南京國民黨監獄的陳獨秀
1938年由華中圖書公司出版的陳獨秀著《我的抗戰意見》一書
刻在石碑上的陳獨秀書法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他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與改革家、民主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還是一位口才卓絕、極富感染力的天才演說家。從青年時代在安慶藏書樓發出“安徽革命第一聲”，到晚年在江津聚奎中學做最后的抗戰演說，陳獨秀一生的演講足跡遍及安慶、北京、天津、武漢、上海、廣州和重慶等各大城市，對當時的社會各界影響甚大。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陳獨秀自南京老虎橋監獄出獄后，沿長江溯流西上，遷武漢，入重慶，最后寓居江津石牆院。在人生最后的時光裡，陳獨秀依然秉持“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的個性，“身處艱難”仍投身於抗戰救國，在大后方多次留下了膾炙人口的精彩演講，為抗戰發出了強有力的吶喊。
武漢——剛出牢獄就全身心投入到抗戰宣傳中
1937年8月23日，身陷囹圄5年的陳獨秀因抗戰全面爆發而提前獲釋出獄。此時全民抗戰浪潮席卷全國，國共合作漸呈佳境。陳獨秀在南京短暫休憩后，於9月12日來到中國抗戰中心武漢，居住在武昌城雙柏廟后街的一幢舊式民居中。
此時的陳獨秀開始全身心投入全民抗戰的宣傳中，從1937年10月6日到11月21日的一個半月時間裡，他先后應邀在華中大學、武昌藝專、漢口市立女中、漢口青年會和武漢大學等處發表抗戰演講，在青年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
陳獨秀在武漢的首次演講是在武昌華中大學的禮堂裡。據《大公報》報道，1937年10月6日晚7點左右，華中大學的禮堂內已經擠滿了青年學生，大門外站著兩個黑衣警察，執槍阻止一片黑壓壓的群眾進門。這時，陳獨秀“從猛烈的掌聲中，由華中大學學生抗敵工作團的同學陪伴著走上講台”，“群眾的狂熱使他微微有點興奮，枯干的面色泛著紅。他老了，頭頂禿了半個，發已斑白，留著短須。……倔強的風骨隨時表露著，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風度”。
陳獨秀上台后開宗明義地說道：“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為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於膚淺了，一般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明了更深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他進而深刻指出：“此次對日戰爭，乃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第一次李鴻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維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運動，今日的抗戰乃是第五次。”
他告誡台下的學子們：“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作南京和東京政府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全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
針對當時有少數人“以為中國如是之大，不致滅亡”的僥幸思想，陳獨秀一語中的：“殊不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並非採取直接管理全國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種名義的政治組織，利用親日派做傀儡，間接統治中國，把不願充當傀儡的人們趕到川雲貴山中和苗大哥作伴，這不是亡國是什麼？”此后日本在南京扶持汪精衛傀儡政權，正為陳所言中。
講到動員民眾參加抗戰這個問題時，陳獨秀指出：“關於組織民眾一事，在目前我希望黨政當局，下一個絕大決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做到全國總動員”，“使民眾蜂擁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要做到政府征兵一萬，報名的有二萬”，“自願地參加戰爭，那麼不但正規軍之補充不成問題，並且還有大量的游擊隊，輔助正規軍作戰，這才是人力的總動員”。如此，“中國政府手中的軍力和財力之弱點，是可以由全國民眾之奮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國家革命的民眾（日本的民眾也在內）之援助來彌補”。
至於怎樣才能夠廣泛發動民眾投身抗戰，陳獨秀於11月21日在武漢大學做《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的演講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必須解除民眾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第三，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能“切切實實做到上述這三件事，發動民眾當然不成問題。”為了增強民眾抗戰必勝的意志，陳獨秀在漢口青年會大禮堂發表了《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的演講，宣稱“我們並不要日本割地賠款，我們隻要交還我們的主權，把在中國侵略去的交還我們，這就是我們最后的勝利”。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他認為“勝利的因素”是：“第一，從國外得到大量軍火之接濟﹔第二，全國民眾蜂涌起來，做到全國財力人力之動員。再加上政府軍隊的力量，這才能夠保証最后的勝利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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