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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出主意論主意認識好主意的4個鮮明特點

2016年06月01日07:44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原標題:向毛澤東學出主意

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希望領導干部要做到:安排工作計劃時留有余地,給下面點積極性。

毛澤東是公認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蘇區時期,紅軍裡就廣為流傳:“毛委員有主意。”可以說,正是由於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善於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眾多的革命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黨的領袖。

怎樣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屬於思想層面的東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毛澤東認為,它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讀書治學。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他為中國革命出的許多好主意在某種程度上都與讀書有關系。據跟隨他的人回憶,毛澤東上井岡山時,戎馬倥傯,口袋裡仍然裝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水滸傳》。正是因為創造性地繼承了中國農民戰爭的傳統,他才產生了“工農武裝割據”這個主意。他還曾忠告黨校的學員:“一面做工作,晚上看兩頁書,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說,毛澤東不單是一個領導者,還是一個高級學者。這與他酷愛讀書是分不開的。

世事磨煉。主意還來自實踐,“實踐出真知”,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和動力。荀子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澤東發展了古人的思想,強調人們經過世事磨煉才容易產生主意。青年時期他就有意識地通過實踐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個同學身無分文,竟在湖南鄉下游學一個多月。所謂游學,實際上近似沿村乞討,此間主要靠幫人寫點東西、出點主意之類解決生活問題。但是,這樣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層社會。要產生好主意,就必須到社會的熔爐裡去陶冶。總結經驗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礎。“解放軍打仗,一個戰役以后,總來一次總結,克服缺點,發揚優點,繼續乘勝前進。”這確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許多高明的決策,就是這樣來的。

怎樣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壞之分,什麼樣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毛澤東的實踐和論述來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高瞻遠矚。抗戰時期,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詢問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戰勝他的許多對手,成為眾所公認的領袖?結果,他得到的答案幾乎一致:毛澤東“高瞻遠矚”。就是站得高、看得遠,能夠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毛澤東本人也說過,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須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倫·斯諾講的:“他順應歷史,又走在歷史的前頭。”比如,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向戰士說:“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個激動人心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9年后,在具體工作中,毛澤東特別提醒領導干部,要善於識別風向。樹葉一動,就知道風往哪裡吹。特別是要善於識別社會的風向,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當問題一有苗頭,就能發現它,掌握它。

敢於出奇。毛澤東年輕時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朋友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就叫“毛奇”。俗話說,出奇制勝。毛澤東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創造了很多奇跡,比如,四渡赤水。當時,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紅軍處於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澤東率領軍隊在赤水兩岸間來回奔走了四次,可謂軍事史上的奇跡。再如,1947年,面對國民黨的強大攻勢,命令劉鄧大軍挺進中原﹔1948年,強令林彪佔領錦州,在東北造成關門打狗之勢﹔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開中美交往的大門,等等。出奇,就是想別人所未想,超越常規,於劣勢中取勝,於困境中開出一片新天地。

留有余地。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幾種可能性。俗話說,要有后手。不管什麼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謹慎些。這是毛澤東出主意作決策的一個原則。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希望領導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計劃時留有余地,給下面點積極性。不給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給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處。過去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還要有個預備隊,必要時把預備隊拉出去。現在搞生產也得記住這一點。如果生產計劃、經濟計劃,滿打滿算,不留一點余地,很容易造成虛假現象。留有余地是政治問題,也是工作方法問題。意思是說,好的主意,都有可以變通的空間,從而能讓領導者進退自如,可伸可縮。

設想最壞。領導者出主意時,不能隻考慮有利的、好的方面,還要考慮到不利的、壞的方面。諸葛亮說過:“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毛澤東出主意,就是一方面爭取最優,一方面又總是想到最壞的可能性。黨的七大以“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當時,形勢一片大好,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大講“要准備困難”,什麼困難呢?他一口氣講了十七條,諸如挨外國人罵、國內大罵、失去幾大塊根據地、爆發內戰、外國干涉、天災流行、赤地千裡等。他解釋說:“如果我們不准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准備就好辦事。”這十七條困難,后來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現了。然而,因為早有估計,毛澤東和黨始終處於主動地位。1949年后,他仍然強調,“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有了這種設想,就可以從容應對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變不驚。(摘編自《秘書工作》2016年第2期 張太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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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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