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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化解順直省委危機

李東方

2016年06月27日07:5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湘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即已開始黨內巡視工作的探索。

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下,各地黨組織遭到破壞,“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都失去了聯系”,中央對各地黨組織情況不了解,各地黨組織也亟需得到中央的指示。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向各地派出巡視員,對各地黨組織開展巡視,以傳達貫徹中央指示,“直接幫助下級黨部確定正確的政治、組織、工作的路線和一切工作的方法”,解決地方黨組織內部糾紛等,迅速扭轉了被動局面。

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開展黨內巡視工作之初,即被任命為中央巡視員,負責巡視中共順直省委等。巡視期間,蔡和森化解了順直省委危機,但也留下了一些問題。

順直省委黨內分歧升級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北方成立中共順直省委,由彭述之任書記。

中央決定彭述之負責順直省委工作,是要他恢復已遭敵人破壞的黨組織和停頓已久的各項工作,開創北方黨的工作新局面。但以彭述之為首的省委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堅持右傾路線,由等待主義變成關門主義,放棄對群眾斗爭的領導,“使黨的影響在群眾中低落,甚至完全脫離群眾,使黨的組織日益縮小”,致使“順直工運已停止一年多,黨隻有上層機關而無群眾工作,黨的指導機關與黨員,尤其與工人同志關系非常緊張,工學界限很深”﹔在組織上實行家長式統治,發展個人意氣之爭和黨內的派別糾紛,“家長式的命令主義,學院式的訓練,法律式的紀律”,“同志隻有絕對的服從,毫無正確的黨的生活,不要同志討論政治及黨內問題,對黨的指導機關稍有懷疑與批評,便是違反了紀律,即予懲罰開除”。這種家長式的高壓政策,嚴重窒息了黨員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主動性,引起黨員的極大不滿和思想意識的混亂。

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持下,對順直省委進行了第一次改組,新省委由朱錦棠任書記,於方舟任組織部部長,彭述之任宣傳部部長,王仲一負責工運,楊春霖負責農運。彭述之在順直期間推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實行家長統治、嚴重脫離黨內群眾的作風受到批判。改組后的順直省委又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不顧客觀形勢,盲目發動玉田暴動,導致北方黨組織遭受巨大損失,更是直接導致黨內分歧升級,不少黨員要求改組省委。順直問題由此產生,糾紛不斷。

第二次改組順直省委得到中央批准

1927年12月4日,中央常委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任命蔡和森為中央巡視員,先巡視順直和三特區(指當時的熱河、綏遠、察哈爾),后巡視東北三省或山西。中央常委會鑒於“彭述之同志有宣傳第三黨的錯誤、反對北方局改組直隸省委(即順直省委。筆者注)的企圖,最近玉田暴動的觀點,又有軍事投機的傾向,而北京幾個反對省委市委改組的分子又直接間接在彭述之同志影響之下……中央特議決彭述之同志立即停職,由中央巡視員和森同志會同直隸省委徹查此案並報告中央核辦”。

12月18日,蔡和森抵達天津,開始對北方工作進行巡視。19日,蔡和森在順直省委常委會上傳達中央精神,但沒有傳達關於彭述之停職的決定,隻說讓彭述之回滬。20日,彭述之去上海。蔡和森在巡視中發現,順直地區“黨員群眾對於省委常委會表示很不滿意,激烈地批評,並激烈地要求驅逐彭述之與改組省委”。

1928年1月中旬,蔡和森以中央巡視員身份主持召開順直省委第二次改組會議,“根據群眾要求改組省委”。由於時間倉促和交通不便,參加會議的隻有天津、唐山、京東等幾個大工業區的工廠黨支部代表及農村黨組織代表,而直中、直南黨組織代表均未能參會,北京市委因遭破壞尚未恢復,也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一、反對機會主義﹔二、恢復黨的組織﹔三、改變工作方法。這次改組,產生了由13人組成的新省委,其中工人8人,推舉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為書記,王仲一任組織部長,彭真任宣傳部長。會議通過《順直省委關於黨內問題決議》,認為:“彭述之再不能容留在黨內,必須永遠開除黨籍……”決議還檢查了省委在4個月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認為“省委常務委員會在政治上組織上無形中受著彭述之主義的影響。朱錦堂、王仲一、呂職人3同志不堅決地公開地與彭述之主義斗爭,亦應予以警告”。

這次改組會打破了彭述之的家長制統治,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調動了黨內積極性,使黨的工作出現了新的氣象。但改組會也存在嚴重缺點:一是沒有結合北方實際情況制定出順直黨的政治任務決議案﹔二是在批判機會主義錯誤中,過分集中於彭述之個人,過分否定過去的工作,把知識分子同機會主義分子聯系起來,從而擴大了工學之間的矛盾﹔三是不適當地強調了黨內民意,模糊了民主與集中的關系﹔四是忽視了對黨內經濟主義傾向的抵制和批判,使其發展,造成了黨內經濟糾紛。

改組會后,蔡和森赴唐山等地巡視。他發現唐山黨組織因負責人傅懋恭(彭真)調省委工作,黨的領導力量減弱以致於工作陷入停頓,蔡和森即著手恢復唐山地區黨組織,建立健全各地黨支部工作,並開辦了短期工人支部訓練班,親自授課,向工人傳授“做支部的經常工作及怎樣組織部分的日常斗爭”等。在主持訓練班期間,蔡和森還主持召開了唐山黨組織代表大會,改組了唐山市委,使唐山黨的工作走上正軌。

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會聽取了彭述之、劉伯庄關於北方工作的報告,彭述之對自己的錯誤向中央常委作了解釋,並指出了蔡和森在領導北方局及指導順直省委工作中的錯誤。中央認為順直問題比較復雜,決定調蔡和森、朱錦棠來上海解決問題。接到中央的信,蔡和森召開省委常委會進行討論,會議認為:唐山工人支部訓練班尚未結束,蔡和森不能立即赴滬,且省委認為彭述之問題,不是蔡和森與彭述之個人之間的問題,省委改組經過須得省委向中央詳細報告,請中央審查。順直省委決定派王藻文、傅懋恭、張昆弟及前書記朱錦棠赴滬向中央匯報。蔡和森亦向中央寫了報告,就北方工作、彭述之問題等,向中央作了匯報。

1928年2月16日,中央在聽取朱錦棠、傅懋恭和王藻文關於順直工作報告的基礎上,發出《致順直省委及全體同志信》,肯定了改組會議反對機會主義的精神,對改組后的新省委予以批准。信中也指出了改組會議決議案對中央精神沒有深切明了地了解而存在的錯誤。

2月中旬,蔡和森遵照中央命令,停止在北方的巡視工作,離開天津返回上海。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蔡和森的巡視報告,並根據蔡和森、順直省委的告發及彭述之的答辯,再次討論了彭述之的問題。4月,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開除彭述之中央委員資格。

由於順直問題的復雜性,蔡和森的這次巡視並沒有完全解決順直黨內的糾紛和錯誤,隨著革命形勢發生變化,中共中央先后又派出劉少奇、陳潭秋赴北方幫助順直省委處理並解決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直至黨的六大召開后,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長周恩來赴北方親自處理,順直問題才宣告解決。

主動請求處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蔡和森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六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同時兼任中央宣傳部長。

對於蔡和森巡視順直省委期間的工作,1928年10月12日,《中央對順直問題決議案》充分肯定了1月改組會議,指出“1月改組會的召集在當時挽救順直黨的政治的組織的危機有十分的必要”。同時,決議案也指出蔡和森作為當時的主要負責同志犯了個人意氣與成見的錯誤,給黨的工作造成了損失。蔡和森在給黨的六大產生的新的中央常委會的報告中也承認:在巡視期間對順直省委的改組,沒有作出一個總的政治決議案,否認過去的一切,極端民主化、黨內教育工作做得不夠,在反對彭述之的機會主義斗爭中帶有個人意氣等。他認為,自己的錯誤“最根本的是極端民主化的錯誤,來源於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而“極端民主化這個壞處不比機會主義好,一樣的破壞黨與革命”。他還向中央提出,為了黨的前途及完成黨的六大賦予的責任,請求開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資格。

蔡和森在巡視期間的工作錯誤,有著一定的歷史原因。當時,黨處在成立早期,關於黨組織建設理論和實踐准備不足,尚處於起步和摸索階段,加之當時的白色恐怖,黨組織處於秘密狀態,在這種形勢下開展巡視工作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蔡和森因維護六大決議,反對冒險進攻城市,被錯誤地攻擊為“右傾”。而此時,連續發酵的順直問題成為開除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的借口。

1928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決定,開除蔡和森政治局常委、委員資格,仍在宣傳部工作。受到錯誤對待的蔡和森,因哮喘病發作,病情嚴重,於1928年底赴莫斯科療養,並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0年12月,李立三在共產國際檢討立三路線錯誤時,專門提到:“六次大會之后,中央的組織路線是和我的錯誤密切相關的。我們機械地理解了黨的紀律。我們禁止自我批評,禁止對於政治問題的自由批評。譬如,你們知道的‘北方問題’,當時因此而不正確地開除了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員。”

總的來說,蔡和森巡視順直省委的工作,功績還是主要的。通過巡視指導,使遭到破壞的北方黨組織開始恢復和發展起來,工農運動也逐步開展起來。蔡和森本人在檢查自己的工作時,能夠直面錯誤,勇於檢討自己的不足,主動請求中央對自己處分。對於自己遭受不公正對待,他當時保持了沉默,不申訴,不發表意見,甚至反對旁人代鳴不平,終日埋頭讀書,不顧重病堅持為黨工作,充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勇於負責、敢於擔當、服從組織、顧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和高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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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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