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忠
1944年初春的一天，时任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驻会常委的钮玉书接到通知，要他到新四军四师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务。钮玉书到师部后，见了师政委邓子恢。邓子恢告诉他，现在需要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到你老家国统区采购一大批棉布。邓子恢说：现在天气渐暖，全师指战员仍穿着棉衣行军打仗，在3月上旬以前必须完成采购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屡屡受挫，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胜利度过了最困难时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美军的反攻增强了，德国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厉打击下，有摇摇欲坠之势。日军想把牵制在中国战场的60万陆军解脱出来，以加强对付美军。抗日根据地各个战场先后开始发动局部反攻，日军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不利形势，急于打通从北平到南宁的交通线，一方面抽调兵力向国统区进攻，一方面加紧封锁海上。原来我们所需工业品物资都是从上海采购，现在不行了。外贸部门决定到国统区的河溜、龙亢去采购，因你曾担任过淮上动委会主任，对河溜、龙亢人地两熟，让你去设法打通国统区的渠道，此事已告知“财办”。最后，邓子恢让他去直接找参谋长张震，办理有关事宜。
钮玉书又去见张震。张震说：“派你到国统区采购布匹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对河溜、龙亢情况比较熟，有一定的关系，去了有可用之处。但国统区统治严密，特务横行，也应有所准备，一切都要在秘密中进行。”张震还写了亲笔信介绍钮玉书去找淮北行署财办主任雷明。
河溜镇原是淮上抗日根据地怀远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所在地。1941年夏新四军四师移师皖东北后，这里成了国统区，驻有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因经济贸易繁荣，有小上海之称。各种势力纠集在一起，除有我秘密工作者外，还有汪伪秘密特务组织，政治情况极为复杂。
钮玉书和四师敌工干事王国藩二人做好准备工作后，分别以不同身份，潜入河溜镇。钮玉书第一站是河溜“聚永泰”商行，其老板是原淮上商抗会主任何步舟。
这天，钮玉书身着藏青色长大褂，脚穿橙黄色皮鞋，脸上架着墨镜，手拎4瓶“杜康”大曲，走进“聚永泰”商行。何步舟一看是一位阔商人，忙起身招呼着：“请进！老板发财！”
“何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钮玉书一边说，一边摘下脸上的墨镜。
何步舟一听声音大惊失色，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钮玉书这时会来河溜，但马上镇静下来，紧紧握着钮玉书的手，改口称道：“李老板，你怎么来啦？快请进！”
何步舟把钮玉书让进客厅，又重新抓住他的手说：“钮主任你怎么来啦？你胆子太大了。现在的河溜日伪敌探多如牛毛，国民党九十二军司令部也驻在这里，你来太危险了。”
“怕什么？我脸上也没有新四军三个字。”
“你在河溜认识人多，这样……”
“认识人多是好事，真正的坏蛋还是少数，我的安全你不必担心。”
何步舟说：“话是这么说，现在人心莫测呀！还是少露面为好。”接着，他把新四军撤走后自己的一系列遭遇说了出来：“你们走后，国民党军占据了河溜镇，当天我被逮进警察署，说我私通八路军。我说当时组织商抗会主要是为了抗日，大家推选我负责，没有干过坏事，后经众多商界朋友保释，罚100块大洋才平安无事。”
“现在怎么样？”钮玉书问。
“现在没有事了，警察署的朱署长在我盐行有三分之一股份，关系很好。”
“那好，我想通过你与朱署长打交道，我的身份是河南许昌烟草客商，带一批烟叶来贸易，回去带部分棉布怎么样？”
何步舟知道钮玉书的身份，也不便多问，说：“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新亚洋行’的老板是怀远县伪军大队大队长梅友和的胞兄梅友山，他控制着河溜的棉布业，想从他那进一批布匹，恐怕……”
“这个不必担心，”钮玉书打断何步舟的话说，“我再想办法。”
早在1942年春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就提出，注意开展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准备力量，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在这时泗（县）五（河）灵（璧）凤（阳）怀（远）敌工站成立，上级决定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敌工科与敌工站合并，由郑淮舟、吕凤祥任正、副站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在淮北区党委和四师的关怀下，继而成立了蚌埠工委，取代了敌工站，陈炯被任命为四师十一旅内线情报参谋，打入蚌埠敌穴。1942年秋，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决定在河溜镇建立一个联络点，于是陈炯以灰色面目参与梅友和及其胞兄梅友山在河溜镇开设的“新亚洋行”，经营布匹、线纱和其他货物。其实，陈炯早在同年春就以“青帮”同香头（即同一班辈）的关系认识了梅友山。梅友山也知道陈炯在伪安徽省政府里干事（伪省政府驻蚌埠），同“青帮”头子陈辑三、高慰轩素有往来。之后又打过交道。当陈炯提出在河溜镇开设“新亚洋行”做生意时，梅友山满口答应。陈炯便在“新亚洋行”担任了股东老板，梅友山算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发展，“新亚洋行”已是拥有数万元的资产，并能控制河溜、龙亢棉布业的大洋行了。
钮玉书来到河溜镇的第三天，陈炯正在梅友山公馆打牌，“新亚洋行”的小伙计跑来说：“高老板（陈炯化名高振亚），家里来了一位河南老板，请你回去！”
陈炯回家一看，是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他并不认识钮玉书，只是得到情报说“家里”派了一个姓李的老板前来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便试探地问：“李老板你怎么来啦！”
钮玉书说：“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在许昌经商搞一批烟草，顺便带回一批货物，希望高老板多多关照。”其实他也不认识陈炯，只是用“许昌”这个暗号与陈炯接头。
陈炯一听“许昌”，知道是老家来的人，便马上回答暗号说：“这边行情是受‘蚌埠’的影响，不一定让你李老板满意。”
钮玉书见发出的暗号与对方回答的暗号对上了，又发出第二个暗号说：“要看蚌埠行情与我们许昌行情‘落差’有多大，只要有钱可赚，我们就可以干！”
陈炯高兴地回答第二个接头联络暗号说：“李老板是个‘爽快’的生意人，具体问题到会客厅谈。”便热情将钮玉书迎进会客厅。
进了客厅，钮玉书做了自我介绍，陈炯兴奋不已，他们越谈越融洽。钮玉书说：“我军大反攻就要开始，而天气渐渐热起来，四师一万多指战员，急需要换装，因为长江被日军封锁太严，师首长决定从这购置一大批白洋布和灰布。”
“保证完成任务！”陈炯爽快地说。组织上的信任，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可是他也知道，这些布匹属于禁运品，少量的还可以，这么一大批禁运品要运往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某个环节出了纰漏，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仍义不容辞地将任务接受下来。
两人一起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有利条件是可以利用“青帮”“红枪会”的身份，进行巧妙周旋，陈炯与梅友山是合伙做生意，这样一块肥肉梅友山他不会不吃；不利因素是：这样一大批禁运品出境，很招人眼目，乡村土匪蜂起，大股者数十人，五里一卡十里一司令，要把这批货物运到远离河溜数百里的抗日根据地，当中还要经过日伪军封锁线，实在是难上加难。针对这一情况，他们认真做了研究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认为如果合理利用有利条件，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这批货物能不能出境，首先要做好河溜镇警察署朱署长的工作，于是，陈炯和钮玉书马不停蹄地来找朱署长。这家伙是本地人，阴险毒辣，思想反动，掌握着河溜镇生杀大权，是个伪化顽警察头子。他明是国民党河溜镇警察署长，暗地里与日伪常有往来。自他当上河溜警察署长后，与梅友和打得非常热乎。他知道陈炯是梅友和的人，也不得不恭敬几分。听说陈炯来访，他老远迎出门道：“高老板稀客！”接着又问：“这位……”
“无事不登三宝殿，”陈炯说，“啊，这位是我表兄，是从河南许昌过来跑生意的。”
钮玉书一手拎着4瓶贵州茅台，一手递上名片说：“鄙人姓木子李，名一鸣。”
朱署长见酒如命，一顿不喝酒嗓子都发痒，贵州茅台又是稀罕物。一见贵州茅台，他早已喜出望外，两只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儿说道：“李老板大驾光临，实感荣幸！”
接着，他又对陈炯说：“高老板，有何公干尽管说吧，何必叫亲戚这么破费！”说着一边接过茅台酒，一面招呼勤务员沏茶。
陈炯说：“最近‘新亚洋行’与许昌的表兄李老板做一笔大生意，烦请署座关照，帮助我们过关卡。”接着他将钮玉书运进的烟草已出手，准备购进一批布匹运出境的事说了出来。
朱署长眉头一皱说：“这样大的一批货物，恐怕……”
“有梅大队长做靠山，我不过是跑跑腿而已。”
“如果是新四军买的，我这个署长吃罪不起呀！”
钮玉书说：“朱署长你看我像个新四军吗？如朱署长为难，我就空手而归算了。”
“朱署长，我‘新亚洋行’做生意从来不问政治，再说梅大队长是九十二军的大红人，他能将这批货物卖给新四军吗？”陈炯说。
“当然不能，当然不能！如果是这样，我朱某愿效犬马之劳。”朱署长喘了口气，接着又说，“不过……”
钮玉书看着时机已到，打断朱署长的话说：“朱署长也不是外人，有钱大家花，我李某愿提出百分之十的利润给署座分份子，你看如何？”
陈炯说：“行，行，表兄说得对，有钱大家花！”
朱署长说：“使不得，使不得！”
“就这样敲定了。”钮玉书说着从腰里掏出500元法币放在朱署长的桌子上。
朱署长假惺惺地说：“这多么不好意思！”接着话锋一转：“有我朱某在，你们就干吧，包你们出关卡！”随即从腰中掏出一张名片和货物出境卡递给钮玉书说：“欢迎李老板常来！”
当天下午梅友山从怀城回来，将陈炯叫到他的公馆问道：“听说洋行做了一笔大生意？”
这家伙刚从怀城回来，便得知消息，说明朱署长与他通了气。现在陈炯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小心试探问道：“是的，大哥，你不在家，我给嫂夫人说啦。”
“振亚你就大胆干吧，他妈的，大肥猪（朱署长）想卡我们的脖子，没有那个鸟门！”
陈炯仍不放心地说：“大哥，朱署长是地头蛇啊，李老板已给他500元分份子啊！”
“我不管他是地头蛇还是地头虎，他要卡我们的脖子，我是六亲不认的。李老板给他500元分份子，那算李老板倒霉！”
“他与九十二军有关系啊！”
“不管这些，今天晚上我们到‘扬州’酒楼请客，拿我名片去请九十二军李仙洲军长。”
经过紧张的采办，“新亚洋行”采购了700匹白洋布，钮玉书又通过何步舟在其他布行秘密采购了400匹，共计1100匹。为了保证这批物资万无一失安全出境，王国藩立马回淮北边区汇报，派部队前来接应。陈炯亲自去怀城东北山香寺梅友和部下伪第九中队队长高彩坤处，抽调一个排的武装人员直接护送出境。钮玉书连夜到淝河北找到原红枪会总堂主陶文彩，组织50多辆独轮车运送，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着。
高彩坤是陈炯在蚌埠敌工站工作时结识的伪特工人员，也是他同乡会“青帮”成员之一。经过陈炯对其的教育和经济上的帮助，成为敌工站的外围组织新四军秘密战士会成员，多次为我方做过工作。他率领第九中队一个排的武装按时到达河溜镇涡北岸。钮玉书通过陶文彩组织的50多辆独轮车，也准时到达涡河北岸。他们迅速将这批物资装上车，经双沟北向东北行进。车队前后由高彩坤押送，并持有朱署长名片和出境卡及梅友和的通行证。一路上既没有说话声，也不准一个人吸烟、掉队，只有轻轻的脚步声和独轮车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发出的“咯噔、咯噔”声。每辆独轮车都膏足了油，车轱辘用麻打成垫子缠紧，所以行动起来声音很小。一路无事，天刚亮到达孟圩子住下，封锁消息，村寨四周派出便衣站了双岗，人员只准进不准出。
下午4时左右，钮玉书手提杜康大曲，一派阔老板打扮直奔任桥车站。
3年前新四军四师大部队向皖东北转移时，就是从这里通过，没损一人，没丢一枪。钮玉书这次运输棉布，本打算从新马桥车站通过，但是新马桥距蚌埠较近，一旦被敌人发现，独轮车一时很难摆脱。经过周密研究，决定还是从任桥车站过封锁线。当钮玉书走近任桥车站时，驻任桥的伪军队长丁在礼一看是一位阔商人，便问道：“干什么的？”
“做生意的。”
过去丁在礼也经常将西去河溜、龙亢的盐商和东去的贩卖工业品商人送过封锁线，收些过路之财，他继续问道：“做什么生意的？”
“做布匹生意的。”
“布匹是禁运物资你知道吗！”
“生意人不问这些，只要有利图，我们就干！”
“那要问一问这里准不准过？”
“如果是‘四爷’（指新四军）干的呢？”
“你是什么人？”丁在礼立刻站起来大声问道。
钮玉书说：“你说呢？”
正在这时，王国藩领着几个身着伪军衣服的新四军战士冲了进来，把枪对准丁在礼大声警告道：“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
一名战士上前把丁在礼的手枪缴了。丁在礼吓得直打哆嗦，可一看王国藩也在场，立刻大笑起来说：“哎呀，不就是过路吗？你王区长哪回指示我不照办？”王国藩说：“误会误会，快把枪还给丁队长。”接着又说，“为了安全起见，你打电话叫岗楼里的兄弟不带枪全部出来集合。”丁在礼立即说：“敬听‘四爷’安排。”不大一会功夫，岗楼里八九十个伪军全都走出来，列队站好。
王国藩领着一班的武装押解伪军向铁路东仲兴庄走去。随后，新四军四师某部特务连，在连长的指挥下换上伪军服装钻进了炮楼。
繁星点点，夜海茫茫，陈炯率领50多辆独轮车运输队，一脚高一脚低向任桥车站赶来。经过一个多小时急行军，来到了任桥车站封锁区。“快，快过路！”陈炯命令独轮车队快速通过任桥津浦铁路封锁区，向皖东北苏皖边区进发。
这时，丁在礼在一边动起了脑筋：一是他也想参与生意，搞点外快；二是像这样一大批物资，行动如此缓慢，一旦被敌人侦知，不但物资难保，他的脑袋也得搬家。他马上将自己的想法向钮玉书、陈炯说了出来：“这样搞法太危险了？”
陈炯问道：“怎么说？”
“这样庞大的车队，很招人耳目。”
“依你之见？”
“干脆我们合伙做，也让弟兄们能得点外快，我们共同派兵保护，保证不会出意外。”
陈炯高兴答道：“好呀！我们共同干。”
“不过，”丁在礼接着道，“多层次少批量，一次过路不要超过10辆小车。这样目标小，行动方便，不会引起鬼子的注意。”
钮玉书、陈炯商量后道：“好，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第二天上午10时，估计物资已走出了危险的敌占区，特务连撤出炮楼，丁在礼的伪军也回到任桥车站。钮玉书、陈炯握着丁在礼的手，连声称谢，又给了丁在礼50块大洋酬谢。此后，钮玉书、陈炯按照丁在礼的意见，每次不超过10辆小车，采购些如西药、生铁等紧缺物资，由丁在礼派伪军护送出境，同时付给丁在礼50至80块大洋，作为合伙做生意的红利。这条地下交通线，就这样一直安全运行到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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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玉书，字祥麟，化名许行君。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龙亢西钮湾。1926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因身份未暴露，在国民党内坚持斗争，于1930年至1935年两次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钮玉书被组织派回南京，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奔走在上海、南京一带。1938年蚌埠、怀远沦陷后，钮玉书回到家乡，就地组织红枪会保卫地方，并担任泗县六专署二区区长。1940年夏，新四军六支队第二次进驻淮上，钮玉书被任命为新四军六支队参议员、豫皖苏边区淮上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在中共淮上地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开往皖东北，钮玉书也随军东撤。同年秋任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常委、驻会代表。此后，钮玉书经常往返津浦路两侧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从事对敌斗争和秘密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钮玉书到路西新区宿怀县双桥一带，以办教育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9月14日，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坚贞不屈，于1947年3月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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