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2016年06月29日08:2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
美味可口的黃橋燒餅是泰興市黃橋鎮的特產，它有幸結緣於新四軍黃橋保衛戰，隨著膾炙人口的《黃橋燒餅歌》而名揚天下。
然而傳唱了75年的催人奮進的《黃橋燒餅歌》，卻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的歌詞是出自李增援之手，也很少有人知道李增援已經犧牲，而且還是跟凶惡的敵人搏斗到最后的一位烈士。
從歷史的塵埃中挖掘出了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烈士李增援並還原烈士的本來面目，江蘇省大豐市黨史辦副主任陳海雲功不可沒！可以這麼說，若沒有陳海雲的努力，李增援烈士的光輝事跡也許就將成為永久的謎團。
1988年，陳海雲到北京向當年新四軍第一師衛生部指導員宗瑛了解江蘇大豐一帶的黨史資料，臨別時，宗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問陳海雲：“1941年2月，日寇偷襲西團時一位著名的新四軍文藝戰士犧牲在那兒，你們知道這事嗎？”
“我們不清楚，他是誰呀？”陳海雲如實地回答。
“他就是《黃橋燒餅歌》的詞作者，名叫李增援。”接著宗瑛又告訴陳海雲，李增援生病住院幾天后就犧牲了，但對其生平詳情卻不很清楚。
陳海雲一聽，犧牲在大豐境內的李增援竟是抗戰時期蘇中、蘇北婦孺皆會唱的《黃橋燒餅歌》的詞作者，而大豐人居然對這麼一位重要烈士一無所知，心裡很不是滋味。
陳海雲生來就對革命先烈有一種特殊深厚的感情，他出身在江蘇建湖縣一個革命的農民家庭，是唱著名聞遐邇的《黃橋燒餅歌》長大的。1959年從江蘇省鹽城中學高中畢業時被保送進為當時千萬學子夢寐以求而又不易進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研讀軍事科學知識。從軍20余年，上個世紀80年代因大裁軍轉業到大豐，任市黨史辦副主任。他認為查清烈士的生平事跡以告慰烈士英靈是黨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大豐市黨史辦決定由陳海雲牽頭，搜集整理李增援烈士的生平資料。當時，李增援烈士已犧牲幾十年了，要查實烈士的生平事跡談何容易？陳海雲知難而進，他領受任務后，首先從已出版的反映黃橋決戰的黨史、軍史資料著手查找線索。在江蘇黨史資料中他找到了章枚同志署名的回憶文章——《〈黃橋燒餅歌〉是怎樣產生的？》。爾后，他從江蘇黨史工委了解到章枚同志的住址並致信章枚同志了解情況。章枚在回信中除了介紹他所知道的情況外，還告知了當年新四軍的戰地位置。爾后，陳海雲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奔波上萬裡，幾經輾轉，大海撈針般跑遍了李增援所有可能到過的地方，終於通過他幸存的戰友知道他畢業於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又通過他尚在人世的戲專老師和同學查到他曾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讀過書。幸運的是，李增援烈士1933年在上海就讀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籍登記表”上清晰地寫著，李增援祖籍“山東萊蕪縣水北區”。
於是陳海雲馬不停蹄地懷揣組織上的介紹信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籍登記表”復印件趕往山東萊蕪市。在萊蕪市黨史辦同志的陪同下，來到現已為寨裡鎮的黨史辦。
寨裡鎮黨史辦的同志很配合陳海雲查找烈士的工作，他們想起了在鎮上從事宣傳報道工作的王立文。王立文首先想到了太平村，因為在太平村的李氏家族中“援”字輩很多。當時太平村了解李增援情況的健在者還為數不少，陳老訪問了10余人，終於搞清楚了李增援的父輩和兒時的經歷。
二
李增援，原名李增園，字益三，亦稱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在山東萊蕪縣萊城區寨裡鎮太平街村（原萊蕪縣水北區）一個破落地主家庭。
李增援有五個姐姐和一個弟弟，他排行第六。7歲時（1920年）接受啟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辦小學和陳家樓完小讀書。完小畢業后考入泰安三中，因家境困難，繳不起很貴的學費，隻得轉到萊蕪縣立中學讀書。1928年初中畢業，考入山東省曲阜師范，在曲師三級一班就讀時，秘密閱讀《共產黨宣言》、《新青年》等革命書刊，是年底在校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夏秋之間，他參加了由學校地下黨組織發動和組織的震驚全國乃至驚動蔣介石的《子見南子》的話劇演出，發揚了“五四”運動精神，開展了反帝反封建斗爭。
1933年2月，20歲的李增援插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二年級學習。李增援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很清貧，學費主要靠家鄉李氏祠堂的助學金供給。為了解決生活困難，他在假期裡去補習班代課。1935年7月，李增援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他們這一屆的畢業紀念冊，是由系主任倪貽德以及西洋畫系畢業學員趙清閣（女，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編輯家、畫家，1999年去世）編輯的。李增援所寫的思想很進步的畢業論文——《藝術與文化建設之雜話》，得以載入該冊中。在這篇文章裡，李增援針對十個教授發表的《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了自己不同見解，抨擊了脫離實際，空談文學藝術的濫調，宣揚了“左聯”提出的“大眾文化”的藝術觀點。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竟敢向十余位教授挑戰，可謂不同凡響。他寫在畢業紀念冊上“生而無臭，死而無聞！如斯而已！”的人生格言，使他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的形象欲然紙上。
李增援從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后，由於酷愛戲劇藝術，他又於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開始，他學習的是話劇專業，由於鄉音太濃重，經過努力，方言仍難以完全糾正，便主動地放棄了話劇專業，選擇了裝置設計專業，還選修了導演專業。
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戲劇專科學校畢業，由該校教師王家齊帶領，從南京去武漢一帶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七七事變”之后，在風起雲涌的救亡運動中，李增援憂國憂民，期望施展抗日抱負，在所擔負的《保衛盧溝橋》繁重的演出任務中，他抽暇創作了不少宣傳抗日救亡的劇目，其中《盲啞恨》上演后深受群眾歡迎。《盲啞恨》寫的是一位離鄉背井、四處流浪的盲人老漢，攜著小女兒和啞巴兒子流落街頭，賣藝求生，遭到漢奸流氓的凌辱……老漢痛訴亡國之恨，激起群眾的同情與義憤。這個劇本不但政治內容好，且有嫻熟的寫作技巧。《盲啞恨》的每場演出，都激起了觀眾的強烈愛國之心，不時地爆發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我們不做亡國奴！”的憤怒口號聲。《盲啞恨》傳遍全國，當時四川自貢的抗敵歌詠團就重點地演出過這個劇目。
三
1937年年底，李增援在武漢參加了正在籌建中的新四軍，成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最早的成員之一。他把火熱的激情、精湛的藝術全部奉獻給抗日救國事業，是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戲劇組唯一懂戲劇的科班出身者，他先后擔任戲劇組組長、劇團副主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新四軍一師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等職。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初，戲劇組大部分成員都是剛離開學校門的20歲左右的男女愛國青年，對於編、導和演戲均是門外漢。為了把這一班人帶好，李增援費盡了心血，從怎樣念台詞、怎樣表演、怎樣掌握戲劇的節奏、起伏、高潮等等，都由他一點一點地教給大家。在指導排練時，由於他善於誘導啟發，親自示范，使演員們很快地就掌握了表演技巧，並成功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傳》、《一年間》、《魔窟》等名劇。
戲劇組一成立就趕排節目，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李增援不但會寫、會編、會演、會唱，而且還會舞台裝置、道具設計，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戲劇全才。
1938年初春，為了紀念“三一二”孫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編、自導、自演了以大義滅親為主要內容的《一家人》，這是李增援到戰地服務團后編演的第一個節目，也是服務團自編節目的開始。該劇演出后，觀眾反映強烈，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由於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對全組同志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1938年年底到1939年年初，新四軍三支隊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寇陸海空軍的五次大規模的“圍剿”，有力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污蔑新四軍“游而不擊”、“不能打大仗”等言論作出有力地駁斥，李增援和吳強、王於耕三人合作趕寫了大型三幕話劇《繁昌之戰》。
《繁昌之戰》在1939年農歷春節的軍民聯合會上首場演出，后又慰問部隊和老百姓，時間不長，觀眾就達五六萬人次，反映熱烈，轟動一時，這是李增援軍旅戲劇生涯的一個新的裡程碑。從此，他認真地寫軍人、寫群眾，使自己的戲劇創作更密切地結合實際，更直接地服務於偉大的抗日民族戰爭。
李增援撰寫的大型歌劇《紅鼻子參軍》是他的戲劇代表作，故事情節緊湊、語言幽默、生動活潑、引人入勝。該劇的劇中人“紅鼻子”和“張大嘴”都是想參加新四軍的青年農民，而他們妻子的態度卻迥然不同。“紅嫂子”積極支持丈夫參軍，上戰場打東洋，而“張嫂子”則拖后腿，處處阻撓丈夫參加新四軍。塑造了兩個性格截然相反的鮮明的舞台形象，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凡看過戲的人深受啟迪，許多青年農民看了這出戲以后激情滿懷，主動地報名參加了新四軍。
李增援尤為關心提高全劇團同志的業務水平，后來成為赫赫戰將葉飛夫人的王於耕，在她還是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戲劇組創作員的時候，一次聽了從前方回來的同志講故事，便學著寫了一個獨幕話劇《人財兩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認為劇本寫得雖不夠成熟，但顯示了王於耕的才氣。於是，他向王於耕講了寫劇本的基本方法，並幫助她修改了劇本的提綱，讓其加工重寫。在李增援的熱情幫助和指導下，王於耕終於寫好了這個劇本。還有一次，王於耕編了一出戲叫《母親》，劇中人的女兒當了漢奸，女婿告訴了丈母娘，要她去勸說女兒改邪歸正。但女兒不聽，仍然給敵人送情報，母親便報告了新四軍，抓了這個女漢奸。戲演出后，有人說好，也有人說怪話，王於耕聽了有些不高興。李增援便找王於耕個別談心，說：“任何創作都要經得起批評，用不著為這個不愉快。”然后提出了修改意見。王於耕根據李增援的意見，重新修改劇本。1939年春，周恩來副主席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視察，提出要看戲劇組自編自演的節目。當他看了《繁昌之戰》、《母親》、《人財兩空》、《春秋曲》等劇目后，贊揚了服務團具有較高的編導和演出水平。
四
1940年春夏之交，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展華中，開辟蘇北”的戰略方針，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主力部隊從蘇南渡江北上，與已戰斗在蘇中的管文蔚、葉飛領導的新四軍挺進縱隊會師后，東進黃橋地區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
江蘇省頑保安第九旅張少華部盤踞蘇北名鎮姜堰以后，對新四軍黃橋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為粉碎頑軍的陰謀，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正副司令員陳毅、粟裕決定攻打姜堰，拔掉這顆“釘子”。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二縱隊司令員王必成親自組織並帶領“勇敢隊”（敢死隊）沖鋒陷陣，經反復爭奪沖殺，終於攻克該據點，取得了殲滅1000多名頑軍的重大勝利。戰地服務團赴姜堰進行慰問演出時，當李增援聽到“勇敢隊”的英勇事跡后非常感動，立即找該隊隊員了解情況，到突破口現場觀察，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勇敢隊》的歌詞，由章枚譜曲。此歌激昂優美，在軍民中廣為傳唱，指戰員們百聽不厭，如歌詞的最后一段把“勇敢隊”比作“大鐵錘”：“誰敢投降和反共，鐵錘打它粉粉碎”。這確是一首氣勢磅礡激勵斗志的戰歌。全國解放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合唱隊、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新四軍老戰士合唱團，都曾多次演唱過這首歌曲。
新四軍在黃橋地區建立並擴大抗日民主根據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第二十四集團軍司令兼蘇魯戰區副總司令的韓德勤對新四軍這一舉動大為惱火，調集大軍分左右兩路進攻黃橋，想趁新四軍立足未穩之際把他們打垮、趕走。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進行了黃橋保衛戰。為了配合戰斗，黃橋地方黨政機關動員群眾支前參戰，除帶領擔架隊直接上前線搶運傷員外，還組織60家燒餅店日夜不停地打燒餅，專用80輛手推車，車推擔挑，冒著敵人的炮火硝煙，從四面八方將燒餅送往前線、送上陣地，使得新四軍指戰員吃飽肚子有勁殺敵，這對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天早晨，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劇團主任李增援、作曲家章枚、黨支部書記林琳、創作員王於耕等幾個人風塵仆仆地從陣地上下來到一個指定的為軍隊服務的小飯店吃早飯，他們被群眾如火如荼的擁軍支前熱潮所感動，李增援拿起一塊燒餅隨口說：“黃橋燒餅黃又黃，黃橋燒餅慰勞忙”，林琳、王於耕趕忙接上去說：“燒餅要用熱火烤”，“軍隊要靠老百姓幫……”
大家一邊吃早飯一邊你一句、我一句地湊著歌詞。李增援深受啟發，餐畢回到住地，便一氣呵成，寫下了《黃橋燒餅歌》的歌詞，當即由章枚譜曲，《黃橋燒餅歌》就這樣誕生了！歌詞分六段，每段歌詞都有一個深刻的政治含意，巧妙地歌頌了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一層深似一層地揭示了我軍取得戰斗勝利的深刻原因。這首歌詞從黃橋燒餅入手，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達到了高度完美、爐火純青的程度，不但受到了將軍詩人陳毅司令員的多次表揚，而且陳毅、粟裕首長也非常愛唱這首歌。這首新型革命民歌一誕生，便在軍民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很快便從蘇中唱到蘇北，又唱到蘇南，從部隊唱到地方。抗戰時期，在江蘇這首歌唱得很火，幾乎人人都會唱。在這首戰歌的鼓舞感召下，無數抗日軍民熱血沸騰，前仆后繼，為奪取抗戰勝利而與日寇展開浴血奮戰。這首革命民歌現已被載入《抗日戰爭歌曲集》和中國革命音樂的史冊。這是李增援對中國革命音樂事業的杰出貢獻，也是他藝術創作道路上的一座永遠的巍巍豐碑。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黃橋決戰》電影裡將這首歌用作了插曲，為更多人所熟知。
1941年元旦之前，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戰地服務團來到了新四軍、八路軍華中總指揮部駐地鹽城。此時正是八路軍、新四軍大會師，華中抗日根據地大發展的時期，為了迎接和過好這個勝利的新年，戰地服務團劇團積極籌備晚會。因為鹽城民間風俗有過年挂紅燈的習慣，李增援從這裡得到啟發，就和司徒揚一起切磋，寫出了《大紅燈》的歌詞，由沈亞威譜曲，戰地服務團劇團進行實地排練。
新年晚會在露天大舞台舉行，有數萬軍民參加。晚會的第一個節目就是演唱《大紅燈》。隨著激情而優美的歌曲，工、農、商、學、兵數十人一起上場，每個人都提著一盞紅燈。燈光閃閃，歌聲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熱氣騰騰，喜氣洋洋的氛圍，把抗日軍民的愛國激情推向了高潮。這是一次極為成功的創作表演，時過四十年，鹽城新四軍紀念館舉行揭牌典禮時重新演出《大紅燈》，仍然贏得了觀眾們的熱烈掌聲，充分顯示了這首革命歌曲的藝術感染力和強大生命力。
李增援總是把舞台當戰場，工作起來全神貫注，一絲不苟。他親自登台扮演劇中的角色總是演得十分自然流暢，令人喜愛和贊賞。如在他自編的《一家人》劇目中他扮演二流子漢奸角色，醉醺醺地瞇著眼睛，嘴裡胡亂哼著下流的黃色小調，將二流子漢奸刻畫得有聲有色，入木三分。人們看了戲無不對這漢奸深切痛恨，但誰也不相信這“漢奸”竟是平時很誠實很正派的李增援所扮演的。
李增援不但才華橫溢，而且還很善於做具體的領導工作。劇團的男女青年在他領導下團結得像兄弟姊妹一樣，無論是跋山涉水行軍，還是日夜趕排節目，總是你幫我，我幫你，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從來沒有出現過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的無組織、無紀律的不好現象，這除了有抗日救國的共同目標外，還與李增援善於團結和幫助同志是分不開的。因為他待人真誠，總是樂呵呵的，大家熱情地稱他為“團結兄”，都願意跟他講心裡話。
五
李增援在新四軍那三年多的戰斗生涯，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新四軍官兵嚴重缺食少衣。為了鼓舞軍民斗志，堅持抗戰到底，李增援忍受著飢餓寒冷，日以繼夜地嘔心瀝血搞創作。久而久之，積勞成疾，不幸染上了肺結核病。在那個年代，肺結核病被俗稱為肺癆，非常可怕，但他仍然帶病堅持工作。病越拖越重，到了大口大口吐血的地步，這才在領導和同志們的一再勸說下，勉強同意住進新四軍一師醫院治療。
1941年2月，駐在泰州一帶的國民黨雜牌軍李長江（時為國民黨蘇魯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率部公開投靠南京汪精衛漢奸政府為虎作倀，興風作浪，嚴重地威脅我蘇中抗日根據地的安全和建設。奉新四軍軍部命令，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率一師主力向西進軍，討伐叛軍李長江部。為防止敵人在我大部隊開走后偷襲后勤機關，粟師長特地交待負責留守的二旅政委劉培善，要他負責將留下來的單位立即撤離交通沿線，疏散到偏僻的農村掩蔽起來。遵照粟師長的指示，師衛生部醫院等單位於2月20日連夜乘船從東台城緊急轉移至台北縣（今大豐市）西團鎮，重傷員被安置在西團北部的龍王廟，李增援與一些輕傷員被安置在東團的董家祠堂。
醫院等后勤機關剛剛在西團落腳，不料第二天即2月21日上午，駐興化的日軍得到漢奸的情報，派出三艘汽艇來偷襲西團。
並非是鬼子大部隊掃蕩，只是小股鬼子偷襲，李增援和同住東團治病的民運隊長唐克配有防身手槍，在鬼子扑向西團時，他倆完全可以帶領尚能走動的輕傷員分散開向幾處村落躲藏，但他倆沒有這麼做，而是在迅速組織輕傷員撤走后，便指揮在東團值勤的少數武裝人員主動向鬼子開槍，吸引敵人的火力和注意力，以掩護駐龍王廟的重傷員轉移。鬼子聽到東邊的槍聲后便蜂擁而來，李增援與唐克等五位同志與敵人展開殊死搏斗，並把鬼子一步一步地向西團東北的千墩牌方向吸引，終因寡不敵眾陷入了敵人的包圍圈而無法走脫，子彈打完后在敵人機槍的瘋狂掃射下全部在烏家場壯烈犧牲。由於李增援他們的及時掩護，為龍王廟的重傷員和其他傷員的轉移贏得了時間。在西團鎮當地干部、群眾的拚命掩護和搶救之下，傷病員被安全轉移到牛灣河中的接應的船隻上。
因為剛到西團還不到一天，當地的干群誰也不知道這五位烈士的名字，便將他們安葬在西團東郊的亂墳場。1958年平墳，干群又將這五位烈士的遺骨分別裝在五個罐子裡，遷葬東團烈士公墓。
李增援與唐克犧牲的消息傳到新四軍一師師部，師首長獲悉烈士的遺體既已被當地干群掩埋了，所以也就沒有再派人去查詢，這在戰爭環境下是很正常的事。待師政治部通知駐角斜的戰地服務團時已是3月中旬了，正是戰地服務團隨軍討伐李長江凱旋東歸之際。聽到噩耗，全團上下悲痛萬分，便在駐地舊場（在海安角斜附近）為李、唐兩位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美術組為他們默繪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並出了悼念烈士的專版牆報。追悼會由服務團領導主持，師長粟裕、政委劉炎、政治部主任鐘期光均來參加追悼會。粟師長在講話中號召戰地服務團和全師指戰員要向李、唐兩位烈士學習。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和唐克同志那樣忘我的工作，不怕犧牲，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而勇敢戰斗！
李增援生前常跟同志們講：“我家鄉的大蔥又粗又嫩，吃起來甜絲絲的，將來革命勝利后，我一定請你們到我家鄉去嘗嘗大蔥蘸面醬，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這個朴素而美好的願望還沒有來得及實現，就長眠在黃海之濱大豐西團這塊土地了。在他生前，他的戰友隻知道他是山東人，並不知道他的具體籍貫，加上戰爭環境嚴酷，沒有留下一點關於他的經歷和犧牲過程的文字記載，李增援遂成了他犧牲地和他的家鄉無人知曉的烈士。
1994年12月31日，李增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李增援壯烈犧牲時年僅29歲，他的一生雖是短暫的，但卻是波瀾壯闊、光彩照人的，他給我們留下了一筆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博大胸懷和崇高的道德品質，是一切共產黨人和青年知識分子的楷模。
李增援同志犧牲半個世紀以后，他的事跡廣為人們所知曉。1999年9月，為慶祝建國五十周年，在中共江蘇省大豐市委黨史辦的主動聯系下，山東《萊蕪日報》特派記者唐文芳、蘇文來到大豐西團鎮追憶李增援烈士。這兩位記者在順著烈士戰斗的足跡進行了追蹤採訪后，在《萊蕪日報》上進行了以“人民不會忘記”為主題的追憶李增援烈士的長達11期的連續系列報道，尤其是《覓舊跡烈士血沃西團鎮，魂安兮增援含笑勵后人》等長篇報道內容最為真實感人，催人淚下，經江蘇和山東兩地新聞媒體報道后，在烈士家鄉萊蕪地區引起了強烈反響，萊蕪地區掀起了向李增援烈士學習的熱潮。這的確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人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位為奪取抗戰勝利、為民族解放事業而作出過很大貢獻的無產階級戰斗的革命的藝術家！
杰出的革命文藝戰士李增援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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