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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與楊其昌的革命情誼

文俊

2016年08月10日07:5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的賀龍

楊其昌(資料圖)

位於重慶市北碚區縉雲山上的賀龍舊居。賀龍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時,曾在這裡居住和辦公

楊其昌,曾任黔軍團長、旅長、師長。北伐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2師師長、第11軍第26師師長、第43軍教導師師長。他與賀龍相識相知,結義盟誓,並肩作戰,患難與共。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受賀龍的教導和影響,同情革命,傾向革命,在軍閥和國民黨內部,為賀龍領導下的紅軍成長和發展壯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相識相知,並肩戰斗

楊其昌,號字行,重慶長壽人。1915年,軍閥混戰,剛滿19歲的楊其昌經朋友介紹參加黔軍,開始了戎馬生涯。1923年,楊其昌在黔軍彭漢章師第9旅任旅長,駐南川。賀龍任川軍第9混成旅旅長,駐涪陵。那時,兩人都隻聞其名未見其面。1925年2月,賀龍任建國川軍第1師師長,隨后進駐秀山。楊其昌則幾經周折回到貴州。

1926年1月,賀龍率部駐銅仁,駐防黔東的師長楊其昌奉命探聽賀龍部隊的虛實。原以為賀龍部隊是收編民團的雜牌隊伍,裝備低劣,軍紀差。然而,到了賀龍部隊的駐地,看到城內的市民安居樂業,商旅照常貿易往來,部隊裝備精良且軍紀嚴明,楊其昌才知道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對賀龍頓生敬慕之心。兩人相見后,彼此交流了對時局的看法。賀龍說:“總理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救國救民的良謨。國共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了全國的革命力量,國民革命的形勢正在日新月異向前發展。北洋軍閥投靠帝國主義,反對廣州革命政府,分裂祖國,血腥屠殺人民,真是罪惡滔天。不打倒反動軍閥,中國就不能統一,人民就不得安寧。”賀龍的話像一陣驚雷,使楊其昌深受震動。后來,楊其昌回憶這段歷史時說:“這次探訪是我思想上的一次大轉變,也是我投身北伐的起點。”

1926年5月,黔軍從四川境內退入湘黔邊境。6月,楊其昌任彭漢章部第2師師長,和賀龍所部同駐湖南沅陵。隨后,賀龍部隊移駐湖南澧州時,楊其昌部駐津市,兩部相距20多公裡,彼此交往頻繁,友情逐漸加深。7月,賀龍率先通電參加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6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率部進駐常德。臨行前,賀龍到津市動員楊其昌反戈討伐吳佩孚。不久,楊其昌接受廣州國民革命政府改編,加入北伐軍。8月,賀龍調任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1師師長,楊其昌任第2師師長,並聯合發出討伐北洋軍閥吳佩孚的通電。

北伐前夕,由賀龍的參謀長嚴仁珊發起,賀龍、楊其昌、嚴仁珊在湖南沅陵飲酒盟誓,結拜為把兄弟。3人各自交出自己的生辰八字、祖父和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互相交換保存,並對天發誓:“同生死共患難,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按照生辰八字,嚴仁珊年齡最大,排行大哥﹔賀龍比楊其昌大3個月,排行二哥﹔楊其昌排行老三。自此,志同道合的二人,情同手足,在北伐戰爭中並肩戰斗,患難與共。

1926年9月中旬,賀龍和楊其昌分別率領第9軍第1師和第2師與北洋軍閥作戰,於11月初攻克沙市,12月中旬佔領宜昌。在戰斗中,賀龍和楊其昌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取得了北伐戰爭中一個個的勝利。

宜昌之戰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下令將賀龍所部編為獨立第15師,賀龍任師長。1927年1月,部隊奉調進駐武漢休整。2月中旬,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對北伐軍進行整編,楊其昌任第11軍第26師師長,賀龍仍任獨立第15師師長。賀龍和楊其昌雖然分開了,但在武漢辦事處經常見面。

正當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國共合作遭受挫折。賀龍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險惡用心,決心與之決裂。1927年6月,獨立第15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20軍,賀龍升任軍長。7月,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打出“東征討蔣”的旗號,命令包括賀龍在內的第20軍等部隊沿江而下,東征討伐蔣介石。臨行前,楊其昌去武昌給賀龍送行。一見面,賀龍劈頭就問:“字行,國共分道揚鑣,你打算走哪條路?”楊其昌對急轉直下的形勢分辨不清,回答說:“身體不大好,暫時隻好坐守武漢了。”他沒有跟隨賀龍。

1927年7月27日,第20軍全部集中南昌。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2萬余人的革命武裝(賀龍領導的第20軍兵力佔整個起義軍的近一半)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斗爭的歷史。賀龍在南昌起義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消息傳到楊其昌耳中,因未能與賀龍同行,他深感愧疚。

南昌起義后,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調集第4軍第10師“追剿”賀龍、葉挺部隊。第4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擔心楊其昌追隨賀龍,便調楊其昌到湖北道山、通城駐防,列暫編師序列。

傾向革命,支持賀龍

1928年,楊其昌因為在黔軍時與國民革命軍第43軍軍長李燊是多年的同事,被任命為43軍教導師師長,奉調參加第二次北伐。

在韓城鎮,參加南昌起義的原賀龍部隊副師長秦光遠、團長陳讓儒潛回湖南被通緝。賀龍將二人介紹至楊其昌處,希望將他們掩護起來。楊其昌把秦光遠留在師部任參謀處長,陳讓儒在師部任政治部宣傳科長。此事后為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司令白崇禧探悉,要楊其昌將秦光遠交出,楊其昌拒不認賬。在北京,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指著楊其昌的鼻子說:“你師政治部搞些啥子名堂?你要注意是不是共產黨搞的,得好好查一查。”第二次北伐結束,白崇禧說楊其昌部成員不純,有共產黨分子混入,要整頓改編。楊其昌得到消息后,把秦光遠、陳讓儒等先行送回四川。

1929年4月,楊其昌離開部隊回到四川。來到重慶后,四川軍閥劉湘得知楊其昌同賀龍有聯系,便處處為難,使其無法立足。1932年初夏,楊其昌在涪陵明家場組織了1000余人的隊伍。時逢他的黔軍舊交毛光翔(貴州軍閥)駐遵義,毛光翔約楊其昌移駐正安、綏陽一帶,並委任楊其昌為第18路軍黔北剿匪總指揮。楊其昌到正安后,四川、貴州方面帶人、槍來投奔的有很多,他還收編了地方武裝1000多人。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隊伍擴充到6000多人。

1933年4月,楊其昌同王家烈(貴州軍閥)作戰,獲得大勝。楊部一時聲威大震,隊伍迅速擴大。此后,楊其昌任第25軍第5師師長,調駐沿河。

賀龍得知楊其昌又重拉隊伍並駐守川黔邊區的消息后,於1933年夏季,寫信派人到楊部聯系。楊其昌看了賀龍的信,經與來人密談,約定紅三軍由咸豐來鳳入川,楊部同時由秀山進入酉陽,以便會師,共創酉秀黔彭根據地。隨后,楊其昌召集警衛隊長向輝旭(中共黨員)、團長朱舉欽,說明情況,共商起義事宜,迎接賀龍入川。

這時,來投奔楊其昌、朱舉欽的黔江“聯英會”首領黃鳳樓,得知賀龍派人到楊部聯絡的情況,也暗中寫信告知黔江“聯英會”,並“約期裡應外合,迎接賀龍入川”。不料,黃鳳樓的密信被黔江駐軍查獲,黔江守敵周化成團長得此情報,立即函告第21軍獨立旅旅長田鐘毅。田鐘毅聞之大為震驚,一方面電告劉湘,“楊其昌勾結賀龍入川”﹔一方面電令各縣軍團嚴密防范,徹底鎮壓“聯英會”。

田鐘毅奉劉湘命令給楊其昌來電,要追查黃鳳樓的“密信事件”。此時,恰逢楊其昌部耒志余團反共氣焰十分囂張,妄圖對楊其昌下毒手,借此升官發財。在如此險惡的形勢面前,楊其昌在向輝旭的幫助下,以耒志余有反叛行動為由,將其全團繳械,並暗中把朱舉欽放走,然后電告田鐘毅,以“朱舉欽畏罪潛逃”為由將此次事件掩飾了過去。

配合工作,舍身奉獻

1934年6月,賀龍率部進駐南腰界,楊其昌寫信給賀龍,要求投奔紅軍。賀龍回信說:“字行老弟,實話對你說,在武昌時,我要你跟我一起走,那是形勢的需要,但是目前統一戰線工作和斗爭形勢的要求,還需要你留在那邊(國民黨內)繼續幫助和支持我們,這樣,你發揮的作用更大些。”賀龍的一番話,楊其昌心領神會,決心留在國民黨部隊。

紅軍在川黔邊的發展,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慌,貴州軍閥王家烈和四川軍閥劉湘急速調遣部隊,“追剿”紅三軍。此時,佔據川東南和黔西北一帶的楊其昌,亦奉命“追剿”。得知賀龍率領的紅軍要通過自己的防區,楊其昌做了周密部署:一方面,他造勢“進剿”輿論,故意虛張聲勢,應付國民黨“剿共”總司令何應欽、王家烈和劉湘的督戰﹔另一方面,他派人將“進剿”的路線及應對辦法暗中告知賀龍,並派向輝旭率一個營,帶上精良武器,迅速擇路接近賀龍部隊,待接上聯絡暗語后,佯敗將武器、彈藥交給賀龍的部隊。

1934年10月,紅二、六軍團在酉陽南腰界勝利會師不久,楊其昌奉命繼續“追剿”賀龍率領的紅軍。楊其昌不願意接受“矮子老鯊”(周燮卿)的指揮,去攻打賀龍部隊,於是召集該師、旅、團軍官會議,公開數落“矮子老鯊”的不是,激發部隊對他的不滿情緒。同時,他說賀龍如何厲害,恫嚇士官。楊其昌以保存實力為名,要大家在行動中相機行事,讓開道路,不得硬拼。

永順戰斗打響之前,楊其昌將部隊部署在遠離周燮卿部的把總河附近。周燮卿在龍家寨被打得一敗涂地的時候,楊其昌命令部隊輕裝,迅速撤離把總河,返回保靖,給紅軍部隊讓開道路,並借機佯敗,留下大量的武器和物資。最終,紅軍順利地通過楊其昌駐防的川黔邊區。這也是賀龍和楊其昌在同一地方對峙駐軍4年中,唯一的一次“交戰”。

在湘、黔兩軍聯合阻擊紅軍的永順之戰中,周燮卿部幾乎全軍覆滅。楊其昌部也以損失慘重為由,將部隊撤往湘、黔交界的新晃一線。1935年4、5月期間,王家烈辭去貴州省主席和第25軍軍長職務。隨后,黔軍全部改編為中央直屬的5個師,至此,蔣介石完全控制黔軍。

11月,楊其昌部隊被縮編為暫編第5旅,由晃縣開回黔東南,駐防玉屏、清溪一線攔截紅軍。部隊移駐新區時正值嚴冬,軍隊衣餉無著,軍官士兵怨聲載道。楊其昌借口隊伍難維持,以怕出事為名,調回駐玉屏、懷化的蒲世勝團,讓出賀龍必經之路,並派人通知剛在石阡上任才幾天的縣長劉樹槐(楊其昌的老部下)設法退出石阡,回避紅軍。此外,他同時還向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和駐黔綏靖主任薛岳虛報軍情,以利紅二、六軍團在1936年1月順利通過楊其昌部駐地。

革命情懷,深情厚誼

1936年2月,楊其昌辭職回川,任重慶行轅少將參議。抗日戰爭爆發后,楊其昌開始經營工商,在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魚洞溪開設黑色火藥廠,專供重慶開鑿防空隧道之用﹔在南川開設“三一”紡紗廠,供應軍需﹔同時在老家長壽設立“久源鐵廠”冶煉生鐵,支援抗戰。解放戰爭時期,楊其昌關閉了經營的3個軍需工廠,將資金轉移,用作支援人民戰爭的經費。

1949年9月,楊其昌被逮捕,囚於重慶白公館。11月27日晚,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大屠殺。楊其昌、羅廣斌等19人於次日凌晨1點,在看守楊欽典的協助下,打開牢門逃出白公館。

新中國成立后,在賀龍的推薦下,楊其昌先后被任命為川東行署委員、工商廳副廳長、工業廳副廳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涪陵專員公署副專員等職。每次到成都開會,楊其昌都要到賀龍家去拜訪。每次相見,賀龍總是激勵楊其昌走革命的光明大道。

“文革”期間,賀龍被誣陷為“土匪”“軍閥”“二月兵變的罪魁禍首”。林彪下令“認真審查一下賀龍與楊其昌的關系”。“賀龍專案組”派人到涪陵,把楊其昌關進監獄,隔離審查。監獄中,專案組要楊其昌按他們的指供寫材料,讓楊其昌承認和賀龍的關系是“土匪關系”。楊其昌怒不可遏,指著這伙人說:“在北伐中我和賀龍是並肩戰斗的戰友關系,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是受賀龍教育,由不自覺到自覺反蔣的一個民革成員,我們不是土匪關系,是朋友,是肝膽相照的同志關系。我沒有什麼可寫的。”

1969年6月,賀龍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幫”后,賀龍得以平反昭雪,楊其昌也隨之重見天日。1984年7月,楊其昌病逝。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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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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