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衛平 許振江
2016年08月11日08:0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國共產黨擔當的歷史使命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相連，使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實踐植根於中華民族復興的土壤之中。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的庄嚴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與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奮斗目標是有機統一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主脈。
一、領導“兩個革命”與“立民族”
經過幾千年的發展，中國在歷史上創造了輝煌的文明成就，曾經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受到西方列強的剝削奴役、侵略壓迫，在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中不斷衰敗和邊緣化，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西方列強迫使舊中國政府先后簽訂幾百項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為西方列強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侵略中國提供了所謂的“法律”依據，使中國在主權和權利不斷喪失的情況下，對侵略者實行門戶開放，使中華民族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劫掠和侮辱。在割佔領土方面，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中國有181萬平方公裡的領土被割佔﹔在勒索賠款方面，至1901年中國對外八次主要賠款（包括庚子賠款應付的利息）總計約折合19億5千300萬銀元，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收入總額的16倍。除此之外，列強還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到1917年，列強強迫中國開放的通商口岸已達92個﹔同時在通商口岸強佔租界，列強的租界遍布中國各個通商口岸。列強在租界內實行殖民統治，享有立法、行政、司法、警察和財政方面的特權，中國政府對租界內部事務沒有管轄權，甚至在天津和漢口的租界內，中國人除了為外國人做工外，不得在租界內居住。在租界內，中國勞工被稱為“豬仔”，被外國人隨意買賣、凌辱和折磨，毫無人權可言。租界逐步演變成為“國中之國”，成為列強侵略中國的基地。到清朝末年，列強在中國獲得了包括治外法權、協定關稅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內河航行權、駐軍權等在內的十余項特權。面對瘋狂的侵略行徑，清政府竟然“內而宮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末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為宗旨”（《新民叢報》第20號，第110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順應外國侵略，為列強侵華服務成為清朝統治集團的第一要務。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也因此被譏諷為“一盤散沙”“東亞病夫”“劣等民族”。
進入20世紀，腐朽無能的清政府雖然被推翻，但是中華民國的建立並沒有使深重的民族危機得到緩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又進一步加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作為近代以來侵略中國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日本在20世紀初期企圖將中國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為此，日本採取了一系列的侵略手段，在打敗俄國將東北變成它的勢力范圍后，又向北洋政府提出21條要求，並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將東北變成它的殖民地，開啟了全面佔領中國的侵略計劃。侵華過程中，日本不斷侵佔中國領土，甚至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而國民黨政府抵抗的節節失利令國人深感屈辱，人民對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渴望與日俱增。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歷史決定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兩大任務，為此無數的先進中國人前赴后繼，為之奮斗。從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到康有為、梁啟超以“變法自強”為號召的戊戌運動，再到孫中山領導的以“振興中華”為目的的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的不同階級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了不屈探索，開啟了中華民族復興的艱苦征程。但是由於歷史和自身的階級局限性，這些探索都以不同程度的失敗而告終，他們都沒能找到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出路，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與復興的歷史重任就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華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與復興的道路上出現了新的轉機，點燃了中華民族獨立與復興的新希望。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逐步意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37頁。）
由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最終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的征程。在這一過程中，以中國共產黨為中流砥柱的抗日戰爭的勝利，洗刷了近百年中國慘遭帝國主義侵略持續失敗的恥辱，使人民群眾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決心，極大增強了人民群眾的信心。
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中國共產黨終於帶領人民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啟。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堅持“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原則，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並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系，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全面封鎖禁運。自抗美援朝戰爭后，中國的國家地位逐步提高，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社會得到廣泛認同，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系。更重要的是，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中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從此，中國在國際社會站穩了腳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最終實現了“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站立起來”的願望，表明“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頁。）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與此同時清除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特權和勢力，結束了百年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剝削、壓迫和奴役的歷史。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呈現出與舊中國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快速前行。
二、實現“兩次巨變”與“富民族”
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共產黨引領了中國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兩次巨變，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開啟了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的新篇章﹔一次是改革開放，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貫穿於這兩次巨變的始終，這就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助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中國承接了舊中國留下來的“爛攤子”，經濟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起步的。以農業為例，1949年，中國糧食平均畝產127斤，而美國平均畝產218斤，日本388斤，聯邦德國356斤，南斯拉夫172斤，世界平均水平154斤。（參見吳承明、董志凱：《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6頁。）在人均糧食產量方面，中國隻有212公斤，而美國在1840年時，人均糧食產量就達到近1000公斤。（參見章征科：《“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專題研究》，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頁。）在人均消費水平方面，1952年，全國居民平均消費僅為76元，其中農業居民62元，非農業居民148元。由於舊中國長期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飛漲。以上海為例，1946年上海物價指數還隻上漲了7.7倍，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的物價指數竟上漲了56倍。（參見陳紹聞、郭庠林：《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279頁。）物價的劇烈波動和糧食、生活資料的短缺，導致人民體質普遍偏弱。1949年以前，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大致為35歲左右，是當時世界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參見吳承明、董志凱：《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第31頁。）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前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連最基本的生存和溫飽問題都得不到滿足。改善人民的生存環境，提高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滿足人民群眾對生活資料的需求，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國民經濟狀況基本好轉，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要求，全國范圍內掀起現代化建設的高潮。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有了明顯改善。然而，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不足，加之制度建設不完善，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出現曲折，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發展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巨變。針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狀況，鄧小平曾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頁。）隨后中國共產黨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樹立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為達成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三步走”發展戰略的每一步發展目標都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對應，從“溫飽”到“小康”，再到“更高水平小康”，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每一步奮斗目標都把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經濟發展的核心位置，作為衡量中國現代化成果的階段性標志。
到1987年，我國提前三年完成了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標。此后，人均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212公斤增加至1989年的366.4公斤，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上升至1989年的602元。（參見盧良恕、梅方權：《中國解決溫飽問題的成就及其發展戰略》，《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年第11期。）食物購買水平有了較大提高，我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得到基本解決。到1995年，原定於到200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提前五年實現。據統計，到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到628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到2235元，人民的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得到了較大提升﹔到201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農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1966元，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說明我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了全面提升，基本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新時期，我國已經實現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前兩步，正在努力實現第三步發展目標。根據新時期我國發展階段和內外部條件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三步”的發展戰略設想，努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我國實現了從絕對貧困到溫飽階段，再到總體小康社會的跨越，但是，也隨之出現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從“先富”的發展階段進入“共同富裕”的發展階段，實現第一個百年發展目標﹔到2050年，將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通過引領兩次巨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正在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快速前行﹔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立民族”到“富民族”的歷史使命的轉變，在取得民族獨立之后，使七億多農民摘掉了“貧困的帽子”，使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從1981年的18.5%降到2015年的5.7%，逐步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迫切希望富起來的願望，造就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壯舉。但是，應當看到，我國還有7000多萬人口沒有擺脫貧困狀態。因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精准扶貧”工作方略，爭取2020年實現消除赤貧人口的目標。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三、進行“兩段探索”與“強民族”
經歷了兩次革命和巨變，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和“富起來”的歷史使命，使我們比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強起來”的願望從未如此強烈和迫切。完成中華民族“強起來”的願望成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為此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兩次艱辛探索。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是這兩次探索一貫的追求。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主線貫穿始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探索，但植根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探索。
道路關乎國家命運，是實現民族富強和復興的首要問題。因此，新中國一成立，中國共產黨便投身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去。在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和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后，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全新課題。1956年蘇共二十大暴露出蘇聯模式的弊端，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提出了“以蘇為鑒”的重要論斷，對我國的工業化道路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獨立自主的探索。中共八大在《論十大關系》的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經濟體制模式形成了許多正確思想，使我國初步形成了與蘇聯模式不同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道路並不都是通衢，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也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在政治上出現了階級斗爭的擴大化，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遭受了挫折。盡管出現了如此嚴重的錯誤，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在中國確立了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初步建立起比較獨立的、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盤考慮生產力發展，將國民經濟納入有計劃發展軌道的有序格局，使資源配置、財富分配、勞動力安排等符合人民的要求，有益於促使人民對社會主義新制度的適應，從而在價值理念上將中華民族的追求與社會主義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在經濟、科技、國防、外交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總結起來就是“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盡管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出現了曲折和坎坷，但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沒有改變，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路徑選擇的決心也沒有變。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新的探索。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怎樣實現發展，實現什麼樣的發展”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做出總體布局，強調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重心和主攻方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經濟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政治方面，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成果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經驗以其鮮明的特色展現在世人面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成了對蘇聯模式的超越，証明了社會主義並非固定不變的單一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民族復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內實現了發展目標的高度契合”（孫勇：《民族復興的使命擔當：中國共產黨90年歷程的啟示》，《軍事歷史研究》2011年第4期。），滿足了人民在“站起來”和“富起來”之后，迫切希望“強起來”的美好願景。
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是世界各個國家不變的追求和夢想，但是在西方視野中，成功的隻有資本主義模式。蘇聯模式盡管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這種模式宣告失敗，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似乎成為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唯一選擇。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快速發展的成效使中國由貧困國家逐步向現代化國家邁進，從而有力地向世界証明：除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以外，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同樣可以實現現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價值在於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加深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加速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發展，提供了堅持走本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新體驗。”（俞可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意義》，《人民論壇》2008年第12期。）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給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為解決當下的發展問題提供了有益借鑒。中國道路和模式表明，通過立足國情，堅持與時俱進，選擇適合國情和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同樣可以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另一方面，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每種文明都以獨特的方式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各自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嶄新道路﹔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以中國模式和道路拓展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作為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豐富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質的變化，綜合國力迅猛提升，歸根結底就是我們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作為國際社會中一支重要力量，中國促進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多極化發展。在促進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改善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國道路和模式越來越多地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將為這些全球性難題的解決承擔起相應的責任，為人類文明不斷取得繁榮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四、中國共產黨使命擔當與民族復興的歷史經驗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使命擔當，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史。歷史還在繼續。回顧已經走過的這段歷程，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這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有力保障。
第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兩個革命，引領兩次巨變，進行兩段探索，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主心骨和頂梁柱，成為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核心。
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實事求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保障。道路問題關乎中國社會發展方向，關乎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共產黨95年的奮斗史告訴我們，脫離中國實際，任何理論都將因缺少根基而破滅。解決中國問題，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第三，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因素。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和捍衛者，始終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和智力資源。
第四，堅持與時俱進，樹立切實可行的奮斗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效手段。“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銜接階段性的奮斗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漫長征程決定了其梯度式發展的特點，各個階段有相應的目標，完成前一個目標是邁向后一個目標的台階，完成了前一個目標，才能使民族復興站到新的起點。”（齊衛平：《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五，堅持創新和開放戰略，吸收人類文明先進成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條件。開放與創新是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得出的深刻歷史經驗，閉關自守和固步自封隻會被歷史淹沒和淘汰，開放與創新才能使一個國家和民族永葆生機，興旺發達。對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鑒能夠為中華民族注入新的活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效支撐。
〔作者齊衛平，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許振江，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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