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救牛蘭【2】

“牛軋糖”

牛蘭夫婦被捕的危險性不言而喻，但事情發展至此，原本還不至於給共產國際的中國機構造成致命威脅。牛蘭夫婦是老資格的“契卡”（蘇聯情報組織），有著豐富的地下斗爭乃至被捕入獄的經驗。他們始終保持沉默，沒有暴露真實身份。

牛蘭，本名雅各布·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3月出生在烏克蘭，一戰期間被送到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1917年2月加入布爾什維克擔任芬蘭團的政委，十月革命時曾率隊攻打冬宮。1918年他被推選參加“契卡”, 成為一位執行秘密任務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他被共產國際派遣到中國。牛蘭攜帶大量現金，先是以經商為由到歐洲“漂白”身份，其間來過上海經商探路。1930年3月，牛蘭帶著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經哈爾濱、大連重返上海。

此前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剛剛由海參崴遷至上海。經盛鴻告訴記者，共產國際之所以選擇上海為遠東局的落腳點，是因為上海租界林立，“外國僑民在這裡享有種種特權，中國政府無權管轄。所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各國情報人員視作自己的樂土。”

牛蘭的夫人汪得利曾，原名達吉亞娜·尼克萊維亞·瑪依仙珂，出生在俄國聖彼得堡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數理邏輯的教師。她極富語言天賦，精通法、德、英、意等多國語言，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1925年她與牛蘭在維也納結婚，兩年后生下了一個兒子叫吉米。由於隱蔽工作的需要，牛蘭夫妻從不在吉米面前講俄語，隻說德語。吉米的國籍是德國，也說一口純正的德語。

牛蘭在上海的一個公開職務，是擔任“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的秘書。所謂“泛太平洋產業同盟”，就是“國際紅色工會遠東分會”。這是1927年成立的一個公開的國際工人組織，總部原也設在海參崴，1930年遷入上海，主要任務是支持與資助遠東各國的工人運動與紅色工會組織，尤以中國工人運動為主要工作對象，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展工作。

此外，牛蘭還在上海開了好幾家商鋪。當然，商人的身份只是掩護，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公開資料顯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間，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2.5萬美元。

在上海的那段時間裡，牛蘭夫婦就像是現實版的《史密斯夫婦》。他們二人的特工經驗異常豐富，同時持有比利時、瑞士等多國護照，使用過若干假姓名，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了10處住所。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蘭夫婦和兒子吉米，以及保姆都關進了牢房。他們對牛蘭夫婦進行了多次審訊，但牛蘭隻承認自己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辦事機構的秘書，其他的一概拒絕回答。警方為了坐實牛蘭是共產黨，決定從他倆所持的護照入手，查明他倆真實的身份。

從現今還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蘭案審訊筆錄來看，當時，比利時領館否認了牛蘭夫婦比利時護照的真實性，瑞士領館對牛蘭夫婦的瑞士籍不置可否，德國領館對他倆的德國國籍確認無疑。而他倆年幼的孩子吉米，除了德語，不會說其他任何語言，這個“烏龍案件”讓英國人一頭霧水。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 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拍來電報, 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甚至在全球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

英國人壓力很大。當時的上海，本身就是“冒險家的樂園”，租界巡捕房對牛蘭夫婦這樣的神秘人物早已見怪不怪。按照當時公開或者隱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規則”，找不出証據証明牛蘭夫婦是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重要人士，巡捕房就隻能放人。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蘭夫婦的同時，還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著牛蘭——剛剛抓住了顧順章的國民黨中統局。

就在牛蘭夫婦被捕前兩個月，顧順章在武漢被逮捕，隨即叛變。

顧順章，就是那個“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向國民黨和盤托出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幾乎所有的秘密，幸而“龍潭三杰”之一的錢壯飛及時傳出警報，中央機關和人員緊急轉移撤離。但是顧順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還是給黨組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創。

顧順章不僅出賣了中共中央，還出賣了當時正在上海活動的共產國際遠東局。

顧順章向國民黨方面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國民黨中統局是否向上海租界巡捕提供過抓捕“牛軋糖”的線索，目前還不能確認。不過，牛蘭夫婦的身份暴露，確實是中統局所為。

正在上海英租界對牛蘭案進退維谷的關鍵時刻，中統局的特務突然帶著一張照片來到了英租界巡捕房。

那是1927年第三國際在南非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的合影，其中就有牛蘭與汪得利曾。中統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裡，用這張照片和真人進行了仔細比對，確認了被捕的牛蘭夫婦就是照片中共產國際的重要活動分子。

進一步讓英租界和國民黨當局確認牛蘭“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身份的，是另一份極為“高層”的“口供”。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當年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志。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作為中共中央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向忠發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直接接觸，他也供出了“牛軋糖”，並第一次明確交代了牛蘭的真實身份：“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國民黨方面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就是“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負責人。

輿論風暴

英國對國際共運持敵對態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們的反共心態遠沒有一門心思“剿共”的國民黨當局迫切。牛蘭對國民黨當局的價值更大——他們企圖以此破獲中國共產黨上層機關，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

於是，國民黨中統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達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審判牛蘭夫婦。這場審判沒有真正的判決，只是宣布將牛蘭夫婦引渡給南京國民政府。

8月12日，牛蘭一家三口從上海被押解到南京。

就在押解當天，危難中的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發動了數千名群眾赴上海北火車站示威，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牛蘭夫婦和他們的孩子。

先期已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也通過律師發表公開聲明，抗議當局的不人道，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妥為照料，直至牛蘭夫婦無罪開釋。

但是，這些努力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當局的回應。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國民黨手裡后，就失去了一切信息，從公眾的視線裡消失了。

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介入牛蘭案。她就是宋慶齡。

作為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從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於民族進步和解放事業，在國際國內都享有極高聲望。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宋慶齡積極參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反帝活動，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兩次被選為國際反帝同盟名譽主席，之后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她在國民黨政府中沒有擔任實職，卻有著不能忽視的特殊影響力。

1931年7月末，宋慶齡離開德國，回國為母奔喪。她於8月13日抵達上海的時候，牛蘭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

南京國民政府在將牛蘭夫婦投入監獄后，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審判，反而在監獄中對牛蘭夫婦百般折磨。牛蘭夫婦曾先后多次絕食以示抗議。

與此同時，國際進步組織與進步人士也積極採取行動，他們紛紛致電宋慶齡，把營救牛蘭的希望寄托在剛從海外歸國的宋慶齡身上。

據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一書中透露：“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

8月18日，美國作家德萊塞等32人聯名致電宋慶齡，懇請她對牛蘭夫婦“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釋放”。勞動婦女領袖、國際紅色救濟會主席蔡特金以個人名義致電宋慶齡，希望她設法營救牛蘭夫婦。

宋慶齡不負眾望，全力以赴投入到營救牛蘭夫婦的運動中，並成為這場運動當之無愧的領導人。

1931年8月20日，宋慶齡和愛因斯坦、蔡特金、高爾基、史沫特萊等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設在歐洲的“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使營救牛蘭的行動演變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

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派性質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幾十種報刊雜志和救援公告。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吁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當局。國際知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魯迅等也加入救援發宣言、提抗議。

但是此后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復，甚至否認牛蘭夫婦在他們手中。

　　宋慶齡（右一）、楊杏佛（左一）與牛蘭夫婦的辯護律師瓊·文森特夫婦。

　　佐爾格被處死后埋葬在東京巢鴨監獄。1949年，他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將他遷葬於東京多磨陵園，石井花子死后與其合葬。

　　佐爾格

　　原名奧托·布勞恩的李德

　　“質子”蔣經國

　　面對洶涌的輿論風暴，國民黨政府裝聾作啞。作為營救牛蘭夫婦運動的領導人，宋慶齡決定以“孫夫人”的特殊身份，與國民黨當局的最高領導人、也是她的妹夫——蔣介石直接對話。

　　在牛蘭夫婦被捕五個月后，宋慶齡走進了蔣介石辦公室。

　　蔣、宋這次會面的具體情形，從未被人披露, 隻有在后來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有隻言片語的記錄。

　　1931年12月16日會面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后嗣，豈余所懷耶!

　　可見，為了營救牛蘭夫婦，共產國際拿出了蔣經國作為交換籌碼。

　　作為蔣介石的嫡長子，蔣經國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歲時，蔣介石便送他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蔣經國有一個俄國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那時的蔣經國對共產主義有濃厚興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鄧小平（當時名叫鄧希賢）是他的團小組長。

　　蔣經國在蘇聯的經歷，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與蔣介石的“決裂”。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宣布實行“清黨”，開始“反蘇反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的聲討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蔣經國跳到主席台上，激動地用俄語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次日，蔣經國又在蘇聯《消息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

　　也是在這前后，蔣經國大學畢業，申請回國，未獲批准﹔繼而又上了軍校，3年后畢業再次申請回國，再次被否。共產國際和蘇聯再三阻止蔣經國回國，當時各有因由，到了1931年要營救牛蘭時，蔣經國派上了用場，他的身份已經變成了“質子”或“人質”。

　　顯然，隻有蘇聯最高層才能作出這種交換高級人質的決定，才能請動宋慶齡這樣高級的“談判代表”。他們原以為這是個蔣介石無法拒絕的籌碼，沒想到卻被蔣介石一口回絕。

　　蔣介石的這篇日記，寫得“大義凜然”，足可以當成第二天公開發布的“大義滅親”聲明。其實哪有什麼“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孫夫人”的面子可以不給，兒子可以不要，蔣介石心心念念的，隻有他的“反共大業”。那才是“區區后嗣，豈余所懷耶”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由於牛蘭夫婦的被捕，以及大量機密文件與資金被查抄，已經給共產國際在中國與遠東的活動造成了極大損失。

　　首先，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各組織幾乎全部陷入癱瘓或瓦解狀態， 由於牛蘭夫婦的被捕，其他成員隻得緊急撤離或停止活動﹔同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也一度完全中斷。

　　不僅如此，牛蘭夫婦的被捕還牽連影響到亞洲其他各國的共產組織。

　　根據從牛蘭處查獲的文件，英國租界當局証實了不久前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南方局”，又稱“香港分局”。而恰在牛蘭被捕前幾天，香港英國警察在香港捕獲了一名安南共產黨人阮愛國，從牛蘭處得到的文件確認，他就是南方局負責人胡志明。

　　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在文件中發現了好幾名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聯系的日本共產黨員，將材料轉交給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對日共黨員與當時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黨員的追捕。

　　以牛蘭夫婦的身份，他們掌握的秘密遠遠超過這些文件。國民黨政府豈肯放過這條“大魚”。

　　用蔣經國交換牛蘭的計劃失敗以后，共產國際不得不再尋他法，啟用了隱蔽在上海的情報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