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2月03日08:28 來源:北京日報
天價字條
據愛潑斯坦在書中說:“在營救牛蘭夫婦的公開活動中,宋慶齡是中心人物……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佐爾格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
潘漢年是當時中央特科負責人,在營救牛蘭的行動中,他主要是為佐爾格提供協助。另外,他也在公開層面展開了活動,邀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亞子、田漢、鄭振鐸、郁達夫等,聯名致電南京政府,營救牛蘭夫婦。
營救牛蘭的“地下活動”,中心人物是佐爾格(詳見本版2014年10月21日《紅色諜王》)。
佐爾格是二戰期間蘇聯最傳奇的王牌間諜。其巔峰之作,是在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之時,准確地給蘇聯最高統帥部提供情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它將向美國開戰。”正是這份情報,讓斯大林放手從遠東地區抽調16個精銳師馳援莫斯科。
佐爾格傳奇的間諜生涯是從中國開始的。佐爾格在華期間最得力的中國助手張放,在上世紀80年代曾撰寫過非公開出版的《佐爾格在中國》,其中記錄了佐爾格小組營救牛蘭的諸多歷史細節。
加入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時候,張放非常年輕,他是由周恩來介紹給佐爾格的中國秘書。他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佐爾格探聽國民黨的一些消息,提供一些國民黨軍隊的活動情報。
一天深夜,三聲輕輕的敲門聲讓張放從睡夢中醒來,他打開燈,側著耳朵仔細聽了一會兒,又是三聲輕輕的、有節奏的敲門聲。張放知道,敲門的人正是佐爾格。
佐爾格冒險深夜來訪,張放的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佐爾格進屋后,把牛蘭夫婦被捕的事告訴了張放。
由於被押到南京以后的牛蘭夫婦音訊全無,生死未卜,佐爾格確定自己的第一項工作是明確牛蘭的生與死。他向張放提出,必須想辦法建立起與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接觸與聯系。
當時並沒有太多地下工作經驗的張放,一時摸不著頭緒。他在回憶中寫道,佐爾格提示他,應該找情報關系中的江浙人來打探牛蘭夫婦的消息。他的理由是,國民黨特務勢力實權派多為江浙人,所以應該利用“老鄉”關系網。
在佐爾格的啟發下,張放很快打通了關節,獲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張沖不僅知道牛蘭的下落,而且還是此案的主管。據張放回憶,佐爾格當時提出,需要牛蘭寫一封親筆信,以証實他確實在南京被國民黨當局關押。這封信也能為國際進步勢力的營救活動提供有力支持。
兩天后,張沖通過中間人給張放回話:可以把牛蘭的信帶出來,但要價3萬美元。
三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張放認為張沖是故意敲竹杠,但是佐爾格卻認為,這個交易很合理。
佐爾格當即做出了分析:張沖能把牛蘭的信帶出來,是“暗中通共”的殺頭大罪,以他的地位不會為了3萬美元冒這個險。而且佐爾格已經調查過張沖的為人,他有留學蘇聯的經歷,能幫牛蘭帶信是在向共產黨示好。要價異乎尋常之高,很可能是在試探究竟是誰在和他交易。因為中共的下級組織拿不出這麼多錢,如果這邊答應了,隻能是中共中央或者更高級別的共產國際介入了此事。而且,有了這筆交易,就可能在國民黨中統內部打通新的關系。
張沖在數年后的表現,確實印証了佐爾格的判斷。他身為國民黨中統要員,卻是“聯蘇聯共”的積極推動者、共產黨的朋友,與周恩來建立了深厚友誼。1941年張沖逝世,周恩來親臨吊唁,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還撰寫了《悼張淮南先生》(張沖字淮南)一文。
不管是何種情況,佐爾格都決定冒險一試。他按照張沖所要求的數額,向共產國際申請了款項。為保險起見,共產國際派出了兩位送款人,各攜帶2萬美元,從不同路徑抵達上海。其中一位送款人很值得一說,他叫奧托·布勞恩,一位有十年黨齡的德共黨員。
布勞恩和佐爾格同屬共產國際的國際聯絡部,區別在於佐爾格已經是身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而布勞恩當時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生,派往中國的使命是給佐爾格送款,是一位交通員。
然而這位共產國際的“交通員”完成使命后,並沒有離開中國。他在上海遇到了老相識博古。布勞恩搖身一變,成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也就是更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李德。
佐爾格很快拿到了牛蘭的親筆信,這張天價字條,給營救牛蘭的行動帶來了真正的轉機。
這張字條上的內容,被登載在歐美進步報刊上,又被國內的報紙爭相轉載,中外媒體在同一時間曝出,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國際職工運動在上海的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和他們的三歲幼童,輿論一致要求蔣介石公布牛蘭事件,並要求他公布牛蘭的犯罪証據。
最猛烈的輿論風潮到來了,國民黨當局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張放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一軍將得好,蔣介石既不敢公布此案,更不敢公布証據,而這時正是蔣介石向帝國主義國家要錢要武器攻打中國紅軍的時刻,他不得不把這一運動平息下去。”
重壓之下,國民黨首先釋放了年僅三歲的吉米,經史沫特萊的安排,由美國記者伊薩克斯出面,把孩子從監獄裡領出來。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隻能把原准備秘密處理的“牛蘭事件”公開化,對牛蘭夫婦進行了公開審判。
脫獄歸國
1932年5月,國民政府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后有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
在法庭上,牛蘭夫婦及辯護律師一次次揭露和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非法行為,諸如,中國法院審理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違反中國有關法規﹔法院不允許被告聘請外籍律師、阻止律師了解案情﹔嫌疑犯被關押一年超過了中國法律允許的時限﹔被告被關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監獄裡轉換,遭受非人待遇﹔開庭審理時公訴人拒絕向法庭出示証明被告有罪的物証和人証。
當牛蘭夫婦以絕食相抗爭而處於昏迷狀態時,南京“第一模范監獄”監獄長鄺寬請來美國醫生協助他們強制犯人進食,遭到醫生的拒絕。當法官李勉同意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牛蘭夫婦時,司法行政部認為這種處理“違背法治原則”而堅決反對。
所有這一切由法國法新社、德國新聞社、《申報》等中外傳媒做了大量連續報道。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
一位西方記者寫道:“國民黨軍事當局審判一對外國夫婦的過程中,一分未得,滿盤皆輸。”
1932年8月19日,庭審結束。江蘇省高等法院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這個判決,倒是很符合國民政府的兩難境地——牛蘭夫婦殺不得、放不得,隻能無限期地關下去。
法院判決后,牛蘭夫婦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橋的江蘇第一模范監獄監禁服刑。宋慶齡仍在牽挂、幫助這兩個素未謀面的外國朋友。
牛蘭夫婦在獄中期間,他們的兒子吉米先是被送到他父母的朋友德國人赫爾茲家中撫養,1936年赫爾茲一家回德國后,吉米被宋慶齡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幾個月。她還讓吉米穿著長袍、戴著中國小帽子照了張相片,並在探監時把相片送給了獄中的牛蘭夫婦。
吉米在晚年時撰文回憶:
我的童年是在中國度過的,記得那時我有兩個家,一個在上海,赫爾茲夫婦照顧我供我讀書﹔另一個在南京的監獄裡關押著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們,而且總是在我生日時去南京探監,據母親說,我探監的權力和日期都是宋慶齡爭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爾茲夫婦回德國前,到南京監獄征求我父母的意見。那年我已9歲了,記得當時父母很焦急地說:吉米不能去德國,吉米去找宋慶齡想辦法。
1936年底,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吉米回到了蘇聯,在兩所國際兒童院裡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他晚年回憶說:最忘不了的鏡頭,是宋慶齡媽媽親自將他送上去海參崴的“北方號”輪船。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牛蘭夫婦趁亂逃出監獄,從南京回到上海躲藏起來。按蘇聯情報人員的紀律,他們是不能尋求蘇聯駐華公開機構幫助的,因此,在后來近兩年時間裡,在沒有身份証明、缺少生活來源的情況下,他們靠宋慶齡的資助和關照堅持了下來。直到1939年,牛蘭夫婦將一封救援信輾轉萬裡送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中,他們二人才最終得以順利返回蘇聯。
隨著時間的推移,“牛蘭事件”中的各方當事人都已離世,而一個牛蘭夫婦被捕后上海英租界警方和國民黨都沒審出來的問題,現在也沒有明確答案公開。
牛蘭是被當成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抓捕和審判的,而他所有的口供,隻承認了自己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駐上海辦事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書”。
包括經盛鴻在內的大部分史學家認為,牛蘭的身份確實如國民黨當時的猜測,是遠東局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實際上是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書,當時的遠東局主任是中蘇關系史上十分著名的俄國人米夫。當米夫不在上海時,牛蘭實際就成為這個秘密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經盛鴻說。
但也有一些史學家對他的身份提出質疑。
楊奎鬆在《牛蘭事件及其共產國際在華秘密組織》一文中指出,“直到被捕為止,這個牛蘭也並沒有成為遠東局的負責人。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負責交通系統而已,用中共的稱呼,或者應該叫他做交通毛子。”
他認為,牛蘭其實只是共產國際聯絡部的成員,是負責對共產國際的聯絡及交通等任務的“組織科”的負責人,這也是負責中共交通系統的顧順章對他的名字較為熟悉的原因。
牛蘭到底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實際負責人,還是“交通毛子”,這個問題至今是個謎。或許隨著更多當時歷史資料的解密,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才能夠水落石出。
不論如何,這場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曲折復雜、聲勢浩大的國際大營救,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甚至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沒有“交換人質”成功的蔣經國,又在蘇聯待了五年多,總共經歷了12年“留蘇”歲月,直到1937年3月才回到中國。他沒有和蔣介石決裂,而是成了蔣介石悉心培養的“太子”。
因為介入牛蘭事件,佐爾格情報小組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注意,他不得不撤離中國上海,幾個月后被派往日本東京。在那裡,佐爾格成就了間諜傳奇,也在那裡被捕犧牲。
為佐爾格送去美金的布勞恩,在完成交通員的使命后並沒有立即回國,1933年9月他以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江西瑞金,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因為他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戰略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李德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1939年他回到莫斯科。
牛蘭夫婦返回祖國后的生活十分平靜,1943年至1948年期間,牛蘭曾擔任蘇聯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部長,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職務。此后,他還曾在兩所大學的漢語教研室搞研究工作,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在第二年也病故了,此前一直從事她喜愛和擅長的語言研究和翻譯工作。
許多年以后,吉米深情地說:“我期望重返中國,到上海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到宋慶齡的墓前獻上一朵小花,說聲謝謝,這也是我父母的遺願。”(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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