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救牛蘭

在獄中的牛蘭夫婦。

南京老虎橋監獄。

柳亞子等人在報紙上發布要求釋放牛蘭的聲明。

宋慶齡、魯迅等在魯迅家中合影，右起：魯迅、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

“牛蘭”這個名字，字面上很中國化、女性化，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牛蘭”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化名音譯。1931年，他和妻子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又被國民黨當局轉押，釀成了轟動一時的“牛蘭事件”。

牛蘭夫婦被捕在當時成為一個國際政治事件。以宋慶齡為代表的一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往來奔走，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牛蘭夫婦，魯迅、蔡元培、林語堂、郁達夫等都參與其中﹔事件影響甚至擴展到世界范圍，愛因斯坦、羅曼·羅蘭、蕭伯納這樣蜚聲全球的名人也紛紛為之發聲。

置於中國近代史的壯闊波瀾中，牛蘭事件也許隻算得上一個微小的浪花，但歷史脈絡的絲絲縷縷，在這裡打了一個結，暗流在表象下洶涌。

牛蘭事件的前因后果牽連甚廣：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是牛蘭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蔣經國被蘇聯當成交換牛蘭的籌碼，竟然被蔣介石拒絕﹔二戰史上最具傳奇性的“紅色諜王”佐爾格，暗中組織營救，也因此招致身份暴露的危險﹔造成中國工農紅軍巨大損失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其實是因為牛蘭案來到中國的……

牛蘭事件涉及太多的秘密，真正的內情鮮為人知。直到上世紀90年代，與這一事件相關的各方才開始陸續解密部分重要檔案，許多歷史空白逐漸得以補充，但時至今日，此案的許多歷史細節仍面目不清。

重溯此案，能讓今天的人們從一側面了解到那個特殊年代革命者的艱險與犧牲。

“二○五號海倫諾爾”

“牛蘭夫婦被捕的經過，驚險、曲折，看上去似乎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南京的住所裡，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經盛鴻，向本報記者講述了他研究牛蘭案多年梳理出的歷史細節。

1931年6月的一天，英國巡捕悄悄地包圍了上海公共租界裡一幢三層小樓——北四川路235號。此時，樓裡的一個波蘭籍商人正和他的兒子在吃飯，絲毫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

半個月前，遠在千裡以外的英國殖民地新加坡，英國警察當局逮捕了一名法國共產黨員，名叫杜克洛克斯。經調查，此人是共產國際派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共產黨進行秘密聯系的特工。

英國警察從他所帶的文件中查到了一個中國的電報地址和郵政信箱號碼：“二○五號海倫諾爾，中國上海”。

新加坡的英國殖民政府當局立即將這一情報通告上海英國租界當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根據這一線索，對上海的205號信箱進行秘密監視，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是個波蘭商人，名叫牛蘭。

他們繼續秘密跟蹤偵查，又查明了牛蘭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號。此外，他們還發現牛蘭在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有另外一處秘密活動地點。

一切的發現都指向一個結果——這個藏匿在上海英租界中的波蘭商人，很可能是共產國際潛伏在上海的特工。

於是，在6月15日的上午，早已准備多時的英國巡捕沖進了這棟歐式洋樓。在男主人的身上，他們搜出了一本名為“牛蘭”的德國護照。幾分鐘后，他們又在另一個房間裡搜出了十幾本不同姓名和國籍的護照。

一個人居然會持有多國護照，這個細節証實了巡捕房之前的猜測。

在這棟小樓裡，巡捕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一份重要文件，但是他們從牛蘭的身上搜出3串、共27枚鑰匙。

在牛蘭的另一活動點——南京路49號C字30號房間，巡捕用牛蘭的鑰匙打開了一個小房間，發現裡面擺著3個緊鎖的保險櫃。他們找來鎖匠，打開了其中的一個保險櫃，又從中找出了兩把鑰匙——恰好是打開另外兩個保險櫃的鑰匙。

在三個保險櫃裡，巡捕們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裡面所有的內容都與一個組織有關——共產國際遠東局。

在其中最重要的76份文件裡，有共產國際對遠東地區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指示，還有遠東局向共產國際總部的報告。

然而，對於牛蘭和共產國際來說，厄運至此並沒有結束。

在房間書桌上，巡捕們發現了一張用法文寫的字條：“我今天下午兩時半再來”。

顯然，這是另外一個人留給牛蘭“接頭”用的。巡捕們帶走了牛蘭和文件，留下一部分人守候。

下午兩點半，果然有人自行用鑰匙打開房門，藏在屋裡等候多時的巡捕們看到一個金發碧眼、手提皮包的女人走進來，便立即掏出槍一擁而上。

來人正是牛蘭的夫人汪得利曾。

雖然機警的汪得利曾立刻佯裝走錯了房間，但早有准備的巡捕們還是將她當場逮捕。

牛蘭夫婦在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對他們進行提審，但兩人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汪得利曾的皮包裡，巡捕搜出了一張收據，得知她在當時上海西郊的愚園路宏業花園第74號還有一個住處。順藤摸瓜，在愚園路的住所裡，巡捕們又發現了牛蘭夫婦在上海的另一重要住處——赫德路66號，並在那裡搜出了許多上海各銀行的存折，存款總數高達47000美元。

這筆巨款原本是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提供給遠東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及紅色工會組織的活動經費，如今落到了英國巡捕房的手裡。

但是，無論是對正處於危難中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於共產國際來說，牛蘭夫婦被捕，是比失去這筆巨款更為可怕的事情。

由於牛蘭的特殊身份，他掌握著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大量的“紅色機密”， 甚至關系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