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5】

大會空前民主，代表暢所欲言

原定七大發言人數不多，后來突破了。代表們幾乎都在不同的會議上發了言，一些因病未出席會議的代表還寫了書面意見。大會發言一共進行10次，26人講話。除外國黨代表外，其他發言主要是圍繞對大會報告的討論，報告一個方面或一個地區的工作。發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政治、軍事、思想、民族、根據地工作、城市工作、白區工作，甚至還有機要通訊工作，可謂包羅萬象，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

周恩來《論統一戰線》是大會的一個重要發言。他系統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與發展的經過，並從敵人、隊伍和司令官三個方面，全面地總結了統一戰線的經驗教訓。

陳毅就華中黨和新四軍的工作經驗發了言。他深有感觸地說：

“我們黨無論遇到任何事變，隻要謹慎小心，有各種的准備打算就不怕。譬如拿船來做比喻，‘船載千斤，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並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灘下灘，轉彎抹角時方扳他兩下，不扳便會把船打爛，扳過了勁也會碰到石頭，所以就要扳好。我想我們要經常考慮這問題。在大會以前我們華中的工作同志，也經常考慮這問題。將來在南京上海一帶就會遇到這些障礙暗礁，有這暗礁的阻礙，干部就應把船扳的很好，扳的不好就要糟糕。我們從黨的歷史上來看，毛主席是最會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間，遇到過幾次的嚴重關頭，他都能把我們黨和軍隊這個船挽救過來，並且引向正確方向，走的很穩。我們應學習體會。”﹝5﹞

聶榮臻則表示：

“毛主席在報告中對整個的形勢分析的很清楚。指出勝利的道路，不管勝利途上有任何困難與障礙，我們都能夠克服。我在勝利的前進中充滿著這種勝利信心和愉快的情緒。在晉察冀應付這偉大的斗爭，更正確的說，全華北將是最激烈的戰場。國民黨在華北處於劣勢，當然國民黨軍隊還很多，他是可以來的，但是我們應該有這決心，打敗日本，不讓國民黨來。如果說我們和新四軍分工的話，那天陳毅同志已經講了，他們可破敵收南京，那麼華北黨的任務就決定破敵收北京。”﹝6﹞

陳雲在大會上的發言，是給代表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發言之一。他回顧自己當選中央委員以來在黨內的工作經歷，總結經驗教訓，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講算賬”。他結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聯系自己與黨內歷史上的錯誤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陳雲說自己當中央委員，“從三中全會到這次大會開幕，有十多年。在這十多年中我做錯了一些什麼事情，需要而且有責任在這個大會上講一講”。他說：“我是屬於經驗主義。 ”“從參加臨時中央領導機關一直到長征，到靈關殿，在這中間犯的許多錯誤，我都有份，我參加了許多問題的討論，我都同意了，都舉了手。這個錯誤能不能怪別人呢？不能怪別人，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條主義和‘左’傾路線能夠結合起來，是因為我自己有‘左’傾觀點。”他逐條分析了其中的教訓。

第二，“做交代”。陳雲 1937年年底接替博古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44年年初改做邊區經濟工作。他說：“如果有同志問我，你做了幾年組織部長，有什麼交代沒有？我說有一點。 ”“這七年來我看到一點，就是在我們黨內一部分干部中間，有一股驕氣。”為什麼驕傲？因為感到自己有功勞。“對這個功勞怎樣看法？我說這裡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

第三，“講本行”。陳雲 1944年年初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該處政治部主任，他以邊區財政經濟工作負責人的身份，提出要注意處理好即將面對的財政經濟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快由鄉村轉到城市了，“我們將來進城市的時候，要使農村家務不受損失，還要保存著。”還有一條，“同志們一到城市裡面，千萬不要把機器搞壞了”。陳雲發言中提出“保護城市機器”，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主張，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兩次在大會上對他的這一思想加以強調。﹝7﹞

葉劍英表示完全擁護七大路線，同時進行自我批評，表示自己做參謀工作 25年，總結三條經驗教訓，編成三句話，即認識敵友、組織隊伍、指揮作戰。

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也進行了自我批評。

張聞天在大會發言中，全面檢討了自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的理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缺乏自我批評的小資產階級作風，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的“左”傾路線錯誤，以錯誤的教訓說明“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與作風對於黨與中國革命，會起一種怎樣的破壞作用”。﹝8﹞他分析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弱點，一是驕傲，一是輕浮與急躁，其本質就是脫離群眾。

博古在大會上作長篇發言，深刻檢查自己“左”的錯誤的表現和發展。他說：

“在這個口頭發言中間，我想隻講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教條主義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中，我個人所起的作用，所負的責任的問題。我是與這一條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共其始終的人，就是說從頭到尾有始有終我都參加了的。這路線的各個階段，它的萌芽、形成、發展、破產及轉化為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我都是有份的。比起別的教條主義的同志來，我在這路線錯誤中，時間最長，所負的工作更全面。因此，由我來敘述一下這一條路線的萌芽、形成，發展、破產的整個的歷史過程，是比較適當的﹔而且也隻有從這個敘述中間，才能說明我自己的錯誤和責任。”

“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 1935年底 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我仍然用‘左’傾的觀點，教條主義的方法，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教條告訴我，資產階級是永遠反革命的，決沒有可能再來參加革命，參加抗戰，這是教條主義堅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錯誤最后的一次。”

博古還檢討了自己當臨時中央負責人后的驕傲自滿情緒。他說：

“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

“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的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個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的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最后表態說：

“今后怎樣呢？今后我想隻有脫胎換骨，從﹝重﹞新作起。脫什麼胎？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之胎。換什麼骨？換教條主義之骨，來重新作起。”﹝9﹞在“左”傾路線時期犯過錯誤的同志所作的檢查，得到與會者的諒解。毛澤東在 5月 26日作《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時提到此事，說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評，我們大會同志都一致歡迎。

總之，七大代表的發言，開誠布公、坦誠相待，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團結和新的力量。七大是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典范，開啟了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一代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