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相隔17年之久的黨代會一開就是50天

黨的六大后，1928年下半年至 1930年年初，全國范圍內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隨著斗爭的發展，黨領導創建了以贛南、閩西為中心地域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陝、陝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在紅軍中確立起“黨指揮槍”的原則。

20世紀 20年代末 30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嚴重的危機。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中國人民開始進行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

1931年 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從1930年秋到 1933年上半年，國民黨軍隊對各革命根據地發起多次大規模“圍剿”，紅軍相繼取得反“圍剿”斗爭的勝利。隨后，由於“左”傾錯誤領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於失敗。隨后，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其他革命根據地紅軍也相繼進行轉移。紅軍主力撤離后，留下來的紅軍游擊隊堅持了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1935年1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到 1935年 10月，紅一方面軍歷經艱險到達陝北吳起鎮，實現了戰略大轉移。1936年 10月，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后到達陝甘地區，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實現勝利會師。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推動下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標志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也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即全國抗戰的開始。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軍隊與老百姓相結合，武裝斗爭與非武裝斗爭相結合，前方斗爭與后方斗爭相結合，公開斗爭與隱蔽斗爭相結合，特別是敵后軍民廣泛開展的游擊戰的巧妙戰術和作戰方法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使猖獗一時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勝利發展。1月，蘇聯紅軍向德軍發動強大攻勢，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計劃。3月間，美、英等國在西歐的軍隊渡過萊茵河，攻入德國腹地。4月下旬，蘇軍完成對柏林的包圍。5月 2日，攻克柏林。德國法西斯頭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殺身亡。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 4月間，意大利共產黨人領導北部各城市人民發動起義，墨索裡尼被逮捕並由人民法庭判處死刑。德、意法西斯歸於覆滅，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日軍在中國敵后戰場上連連遭到打擊，正在進行垂死掙扎。

就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戰接近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 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隆重舉行。

此時距離 1928年召開的六大，整整相隔了 17年，是歷次黨代會中間隔最長的。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開黨代會呢？

其實，早在 1931年 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將召集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之后，由於內戰連綿等種種原因，有關七大的事宜並未列入中央的議事日程。直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的 1937年12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過關於准備召集七大的決議，指出：“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斗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決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任 主席、王明任書記，由 25人組成的七大准備委員會，並首次提出七大的五項議事日程。決議號召“在中央領導之下，動員全黨同志和廣大民眾積極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准備工作”。﹝1﹞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就召開七大“立即進行具體准備”。同年 11月 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式批准了 1937年 12月會議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同意准備委員會向全會提出的報告，決定加緊完成准備工作，在較短時間內召集七大。此后，七大進入實際准備階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書記處向各地黨組織兩次發出《關於七次代表大會通知》，要求各地於本年 9月 1日完成代表選舉工作。各地根據通知精神，選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陸續到達延安。

由於戰爭環境的惡化，代表不能到齊，會議具體日期未定，先期到達延安的代表，有的進黨校學習，有的暫時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 29日，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為共產國際撰寫完成 5.5萬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再次介紹了黨的七大可能在 1940年的三四月間召開。當時師哲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秘書，同時為周恩來作翻譯。師哲回憶說，關於七大的信息，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十分重視”。重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認為，這是了解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極好機會，所以，“決定派代表參加中共七大”。“但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蘇關系看，派個外國人來有所不便，會給敵人和抱有敵意的人造成反蘇反共的口實。”於是，共產國際決定派師哲這個中國人參加七大，會后返回共產國際做匯報。1940年初，師哲與周恩來等人從莫斯科一起回到延安。﹝2﹞后來，七大延遲召開，師哲的使命也隨著1943年 5月共產國際的解散而自行消失。

但是，到 1941年前后，黨內現狀使毛澤東下決心在全黨開展一次整風運動。

抗日戰爭以來，通過實施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廣大新黨員身上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老黨員要適應新形勢，也需要進一步提高自己。遵義會議以前，黨內在思想上是比較混亂的，曾經連續出現了三次“左”傾錯誤路線。其中，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損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批判並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於沒有來得及在全黨范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方法的高度對造成過去黨內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這種分歧，在一定時期內，在局部地區或某些方面繼續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為了實現黨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戰勝困難，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倉促地召開黨的七大。

在高中級干部和普通干部兩個不同的層次，整風的內容和重點雖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消除王明路線的影響，通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形態的主觀主義，教育全黨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

在整風過程中，中央又多次商議召開七大事宜。1941年 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初步議定七大在五一召開﹔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計劃七大在1942年上半年召開﹔1943年 8月，中央政治局決定七大在年底舉行，並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由於日本侵略者對各解放區的“掃蕩”更加頻繁，也由於部署和進行整風等工作，七大的會期一再被推遲。

整風進入總結階段以后，1944年 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立即著手進行召開七大的准備工作。5月 21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七中全會有兩項任務，即准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討論並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使全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一致。同時，也完成了召開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備。長達 11個月的六屆七中全會結束的第 3天——1945年 4月 23日，黨的七大終於開幕了。

綜上所述，七大推遲的原因主要是：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直處於極其嚴酷惡劣的戰爭環境下，黨必須集中全力領導土地革命戰爭和全民族抗日戰爭。而且，戰爭造成交通不便，根據地被分割，黨的許多高級干部戰斗在第一線，很難集中起來開會。同時，全黨對於重大是非問題還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直到 1945年整風運動結束后，以上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七大也才得以順利召開。

七大一開就是 50天，成為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會期最長的一次。其實，原擬七大的會期較短，沒有安排那麼多次會議，也沒有准備那麼多發言。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主席團作了專門討論，決定延長會期，會議議程也不斷改變。在緊張的大會期間，每周六舉辦舞會，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著布鞋在王家坪的草地上跳交誼舞。魯迅藝術學院和留守兵團藝術學校等文藝劇團為代表們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