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9】

遵義會議10年后才真正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毛澤東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雖然在三大就是中央局成員，參與中央日常工作，但是他開始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還是始於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從此逐步形成一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這裡是就其主要成員而言）。其中大體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一是從遵義會議到 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主要成員包括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16﹞。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其后，毛澤東提議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直到抗戰初期，毛澤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和軍事問題上的英明決策，使他發揮了堅定的核心作用。

但是，1937年 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偕同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到延安（王明回國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提出一系列右傾錯誤主張，在組織上不尊重不服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參加會議的部分同志出於對共產國際的盲目信任，支持王明主張。毛澤東后來在延安整風時說：王明回國后，“進攻中央路線”，“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 ”﹝17﹞1938年 3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這對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黨內狀況，起了重要的作用。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后，在 1938年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的表態：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這為較快地糾正王明的右傾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為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做了重要准備。

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許多同志圍繞毛澤東的報告和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作了發言。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全會上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在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二是從六屆六中全會至 1943年 3月中央機構調整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有一定變化。張聞天在參加 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主動要求赴陝北、晉西北調查研究，不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任弼時 1940年 3月從共產國際回國后任中央秘書長，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

三是從中央機構調整至 1944年 5月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劉少奇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肯定了劉少奇過去 10年在國統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會后，中央決定調劉少奇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43年 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實際上成為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央主要領導人。

四是六屆七中全會至七大，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基本定格。六屆七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停止工作。而七大產生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有三個層次：由 77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由 13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5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這是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毛澤東是其中杰出代表。一般認為，當時的中央書記處事實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種制度形式從 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起一直沿用到 1956年八大。

正如在黨和人民集體奮斗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一樣，毛澤東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鄧小平曾說：“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