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井岡 風展紅旗【3】

最有榮譽之戰

最艱難、最困苦的局面得以扭轉，關鍵節點是1929年春節的大柏地戰斗。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這首膾炙人口的《菩薩蠻·大柏地》是毛澤東於1933年填寫的，詞中記述的就是1929年大柏地那場悲愴而壯烈的戰斗。

1929年2月9日，一路被國民黨軍劉士毅部追趕的紅四軍，輾轉抵達大柏地。一路行軍，紅軍一直在尋找有利時機回擊敵人，這天，機會果然來了。

素有“瑞金北大門”之稱的大柏地，兩側是巍然矗立的高山，中間是一條十余裡長的峽谷，正是打伏擊戰的好場所。恰逢除夕，一直被攆著跑的戰士們也急盼打個勝仗，過個痛快年，紛紛請戰要跟劉士毅干一仗。

當天，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研究后很快定下作戰方案：在大柏地布下長形“口袋陣”，誘敵深入。根據命令，28團和31團隨即埋伏在兩側的高山密林中，靜待劉士毅的追兵。粟裕對此有一段回憶：

這天正是陰歷年除夕……我們埋伏在石板道兩旁山上的樹林裡。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著擔子停在道上，裝作掉隊的人員，要他們見到敵人就向埋伏區裡跑。等到下午，敵人沒來。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們繼續設伏待敵。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風，風停了又下雨，衣服濕了刮干，刮干了又濕，時間顯得漫長。下午三時，敵人大搖大擺地進了埋伏圈，我軍立即開火……

實際上，2月10日下午2點，劉士毅的先頭部隊就在黃柏與大柏地交界處附近，與28團二營營長蕭克率領的誘敵部隊接上了火。蕭克帶領二營且佔且退，大約三點，對手被引入了口袋陣。盡管是誘敵深入，但由於紅四軍彈藥缺乏，長途奔波體力疲憊，戰斗還是打得十分激烈，雙方一直膠著到深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劉士毅的部隊才全部鑽進紅四軍的伏擊圈，朱德見時機已到，一聲令下，大柏地峽谷頓時槍聲大作，殺聲震天。

子彈耗光的戰士們拿起刺刀、石頭、空槍托同敵軍拼搏，朱德親自帶隊沖在最前面，就連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這時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沖去……

鏖戰至11日下午，戰斗終於結束，紅軍全殲了被圍的劉士毅第十五旅二十九團和三十團，俘虜正副團長以下800余人，繳槍800余支，機關槍6挺，殘余的劉士毅部隊狼狽地逃回贛州。

紅四軍取得了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至此，紅四軍徹底擺脫了被動局面，贏得了作戰的主動權。陳毅在這年9月向中央作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留下了這樣的描述：“是役我軍以屢敗之余作最后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糧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得最后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

經此絕地反擊之戰，紅四軍一路再無追兵，佔寧都、經興國，順利到達數縣交界處的東固，同東固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此時，井岡山已在有著極大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圍攻下失守，負責留守的彭德懷率部突圍下山。於是，毛澤東、朱德決定在贛南、閩西邊界一帶打游擊，開創新的革命根據地。

恰在這時，蔣介石同桂系軍閥的戰爭一觸即發，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贛南兵力出現了空虛。趁著國民黨軍內部混戰的機會，贛南、閩西一帶的紅四軍活躍了起來，從發動群眾到游擊戰爭，贛南、閩西根據地逐漸連成一片，這便是后來中央蘇區的基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短短兩個月，紅四軍從艱難跋涉的逃亡之旅，蛻變成了捷報頻傳的勝利之師。1929年4月，贛南、閩西根據地蓬勃發展，紅軍人數從三千人左右迅速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就在這時，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信中的指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要求紅四軍武裝力量分散到各鄉村中去﹔二是調朱、毛“速來中央”。

當時，由於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和紅四軍沒有電台聯絡，隻能通過書信互通消息，“二月來信”從寫成到送達，歷時兩個月。中共中央寫信時，獲知的紅四軍情況，更多地來自新聞報道，那時充斥著報紙版面的，幾乎都是井岡山被國民黨軍擊破和朱毛紅軍節節敗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竄，各軍追繳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岡竄入贛南》，《朱毛圖竄南雄被擊潰》……

書信送達時，時過境遷，信中對形勢偏於悲觀的估計已經不符合紅四軍的實際情況，因此，“二月來信”中不合時宜的指示並沒有被盲目執行。但是，帶來這封信的劉安恭，卻在紅四軍領導層中引起了矛盾。

劉安恭18歲前往德國留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在比利時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黨員。回國后曾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初，剛從蘇聯學成歸國的他，就被中央作為高級軍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員的名義派到紅四軍工作。

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蘇聯的理論、指示和經驗，有著天然的尊崇，那段時期，有共產國際身份、蘇聯留學背景的一大批共產黨員都被委以重任，劉安恭便是如此。這位對蘇聯軍事體制和理論極為推崇的“海歸派”，對中國窮鄉僻壤中摔打出的朱毛紅軍頗有點傲慢與偏見，對毛澤東那套帶兵方式和作戰原則，更是不以為然。

1929年5月，劉安恭被任命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同時兼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軍中僅次於前委書記毛澤東、軍長朱德的第三號領導人。

當了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試圖改變紅四軍的領導體制。在一次他主持的臨時軍委會議上提出，“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當時，紅四軍的前委是黨的領導機關，臨時軍委是部隊指揮機關，受前委領導。劉安恭的提法，不但是以下級組織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更關系到要不要“黨指揮槍”的核心問題。

以此為導火索，紅四軍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針對要不要成立正式的紅四軍軍委，毛澤東和朱德之間就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毛澤東和朱德之爭雖然激烈，但是在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個大原則上看法一致，各執一詞的是一些具體細節和措施、提法等。兩人針尖對麥芒，卻是光明磊落，就事論事。這個過程中，林彪公開寫信支持毛澤東，並對朱德搞起了人身攻擊﹔劉安恭則到處游說，在紅四軍內劃分派別，讓爭論變得復雜化。

到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前委改選，陳毅當選為新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意外落選了。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讓他很受刺激，甚至一度提出“希望經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學並休息一段時間”。紅四軍“七大”后，毛澤東前往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沒想到感染了瘧疾，不得不輾轉到深山農村隱居養病，離開了紅四軍長達四個多月。毛澤東病情一度甚重，以至於國民黨媒體造謠他死於肺結核病，就連共產國際的官方公報都因誤傳發了訃告。

不過，毛澤東與紅四軍前委的聯系始終沒有中斷，紅四軍前委委員的身份也一直未變。“七大”之后，朱德和陳毅專程到蛟洋找到毛澤東，召開紅四軍前委第一次會議，共商反擊國民黨“會剿”之策。正應了那句話：“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

不久，陳毅秘赴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爭論，於是有了著名的“陳毅五萬言報告書”。

1929年，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關系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關系著中國革命命運走向的偉人，正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31歲，領導著紅四軍的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在他們之間穿針引線的陳毅，年僅28歲。

聯系到此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激烈程度、陳毅當時所處的紅四軍最高領導職務等等因素，陳毅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報告中稍有偏頗，歷史恐怕也會就此改寫。

而在“陳毅五萬言報告書”中，陳毅展現的是光耀其一生的坦蕩磊落。正是在他大公無私的報告基礎上，才有了中共中央發出的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致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

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后來被譽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

11月26日，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在辛耕別墅重逢了。三雙大手握在一起，前嫌盡釋。

“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開毛過不了冬。”朱德這句廣為人知的“朱毛關系”比喻，就出自這次重逢。

毛澤東也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八大’時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信回來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陳毅在上海臨行前，思慮周全的周恩來曾為他的工作做出過安排，因為陳毅在“七大”選掉過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毛澤東復職后，如果陳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據地或廣西去。

陳毅有話講在當面，把這個安排也向毛澤東說了。毛澤東揮揮手：“你哪裡也不用去，就在這裡！”

一個月后，紅四軍“九大”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開。這次會議即為黨史、軍史上至關重要的古田會議。會議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宣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

大會之后，適逢新年，紅四軍還進行了一次閱兵式。一支嶄新的人民軍隊從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周之后，為了徹底回答一些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揮毫寫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記者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