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井岡 風展紅旗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抵達井岡山，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隊伍勝利會師，中國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

從這裡，走出了朱德、彭德懷、陳毅等5名開國元帥和3名開國大將。從這裡，“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始點燃，中國共產黨人由此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井岡山，是中國革命毋庸置疑的紅色搖籃。

然而，回望歷史，這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開辟時，絕非一帆風順，亦非人人贊同。

直到上世紀30年代，蘇聯留學歸來的王明、博古等，還煞有介事地譏諷“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歷史已經証明，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人，就是從革命低潮時轉兵井岡這一抉擇開始，在山溝裡開啟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獨特道路——惟一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康庄大道。

迷途向導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決議，決議措辭頗為嚴厲，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

所謂“臨陣脫逃”，指的是秋收起義部隊嚴重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發動的長沙暴動。這樣嚴重的“罪名”，首當其沖的，是領導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一度佔領醴陵、瀏陽縣城，但很快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強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下子銳減到一千五百余人。

秋收起義原定的目標是攻佔湖南長沙，如今起義嚴重受挫，僅剩的隊伍該何去何從？繼續向長沙這個大城市挺進，符合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但以眼下敵我懸殊的兵力，無疑是一條死路﹔違背中央原定計劃選擇退卻，需要魄力，決定退往哪裡，更需要智慧。

進退兩難的當口，當機立斷的是毛澤東。這個剛剛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34歲青年，當時既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青睞，也尚未躋身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卻勇敢地立足失敗的現實，下令各路起義軍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長沙暴動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行動。

9月19日晚，烏雲壓境，天黑甚早，文家市裡仁學校裡，一盞油燈火苗閃爍，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起義部隊今后的行動方向。沉思良久，毛澤東語出驚人：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

此話一出，反對意見紛至沓來，其中態度最激烈的就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洒度，他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才符合中央主張，不這樣做，就是“逃跑”。還有人直言不諱：“上山做山大王去了，這叫什麼革命？”毛澤東回答：“我們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最終，在余洒度上級、工農革命軍總指揮盧德銘的支持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決議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說服師、團負責人的毛澤東並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僅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而且作出了與他的主張完全相反的決議，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

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裝力量的幸運在於，中共中央的決議送抵湖南時，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裡仁學校的操場上，工農革命軍1500余人集合完畢。一身藍布衣、穿著草鞋的毛澤東向前跨了幾步，揮動著寬大的手掌：“我們要改變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回蕩在操場上：“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帶著濃重湘潭口音的“小石頭打爛大水缸”的故事，撥開了籠罩在戰士們心頭的迷霧，也鼓舞了不少圍觀百姓，其中就包括當時隻有12歲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艱險的，前有“堵擊”，后有“追繳”，國民黨還針對毛澤東發出巨額懸賞令，“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為避開國民黨軍，工農革命軍不得不沿著江西山區轉移，即便如此，部隊依然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不斷減員，僅在9月25日萍鄉縣蘆溪鎮一戰就損失三百人，年僅23歲的總指揮盧德銘也英勇犧牲。

指揮員犧牲，瘧疾蔓延，傷員和病號急增，長途跋涉的隊伍裡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在這支隊伍裡行進的賴毅將軍回憶：

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准備上哪兒去？”

嚴峻的考驗面前，毛澤東也在思索隊伍的落腳地。早在“八七”會議后，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黨中央機關工作的邀請：“我不願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時，他更明確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這位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也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湊巧的是，秋收起義前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部秘書處文書的宋任窮送來了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稱 “寧岡縣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寧岡縣，位於湘贛交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腳下，這可真是迷途之中遇向導！9月26日，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作出重大決策：引兵井岡，向寧岡進發。

途中，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1928年10月，帶領僅剩的七百多人艱難跋涉上了井岡山。

這七百多人“離經叛道”的選擇，成了共產黨人最早的火種。但在當時，他們卻無法擺脫“臨陣逃脫”的“罪名”。一直對上山打游擊持反對態度的余洒度，在轉兵井岡山途中脫離了部隊，隨后便跑到湖南省委告了毛澤東一狀，指責毛“逃避斗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直到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向中央匯報時，依然堅持“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

真理有時確實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兩年后的1929年10月，指責毛澤東“逃避斗爭”的余洒度對革命悲觀失望，脫離了黨組織，他最后的選擇是在1931年11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投敵。而背負著指責與批評的毛澤東，果真在井岡山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黨外人士”

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軍隊和地方的建黨工作。這件事，毛澤東已經思考了很久，秋收起義后一路跋涉的艱難，讓他深深明白，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和根據地都會鬆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

正因如此，在轉兵井岡山的間隙，他就迫不及待地進行了三灣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只是當時時間倉促，許多措施還來不及落實。到井岡山稍稍休整后，毛澤東就忙了起來，親自帶領部隊舉行入黨儀式、建立各連的黨支部、抓緊恢復地方黨組織工作、召開黨員座談會、發動群眾斗爭等。

到了1928年初，隨著茶陵、遂川、寧岡三縣工農政權、赤衛隊、游擊隊的建立，工農革命軍從不足一個團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土地改革也開始了試點。一個生機勃勃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初步矗立起來，打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就在這時，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上山了。這位手持“尚方寶劍”的代表還沒詳細了解井岡山的革命形勢，一來就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杆子主義”，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居然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

毛澤東是在“八七”會議被選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周魯只是湖南省委的特派員，之所以宣布這個決定，據周魯說，是執行中共中央的文件。那時，中共中央的文件從上海傳到湖南，需通過地下交通員傳遞，周魯穿過白區到井岡山，為安全起見，自然不能隨身攜帶文件。

就這樣，毛澤東成為了“黨外人士”，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職務被撤銷，很長時間連組織生活都不能參加。這位“筆杆子”出身、從沒學過軍事的知識分子，此時隻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后來，他風趣地說自己在井岡山當過“民主人士”。

幾乎與此同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被敵人佔領一個多月，史稱“三月失敗”。

個人與革命的雙重低谷，對毛澤東無疑是極為沉重的打擊，但這些都沒能阻止他繼續在山區扎根立足，建立農村根據地。毛澤東遵守組織紀律，積極樂觀地挑起了師長的擔子，還說：“撤了我的職務，還開除黨籍，也不打緊嘛，總不至於不准我革命，我們還要在井岡山干下去。”

所幸，誤會是暫時的。1928年4月，井岡山迎來了兩個好消息，一是看到中央文件后，毛澤東被“開除黨籍”的誤傳得以澄清。原來，中央針對他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的行動，給出了“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所謂“開除黨籍”，只是周魯記錯了。

另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是，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成功后，遭到敵人強力追擊，正在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毛澤東立刻派人前去接應。4月底，江西寧岡縣礱市，34歲的毛澤東和42歲的朱德會合，毛澤東破天荒地挎上駁殼槍，詼諧地說了一句“背上駁殼槍，師長見軍長”。自此，兩人的名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開始了“朱毛”長期密切合作的戰斗生涯。當時還是一名小班長的粟裕在后來的《激流歸大海》中寫道：“兩支鐵流匯合到了一起，從此形成紅軍主力，使我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大旗舉得更高更牢。”

朱、毛會師后，兩支隊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成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毛澤東任書記，朱德任軍長。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強，根據地也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不過，如果仔細探尋歷史，就會發現，當年紅四軍的人員構成頗為復雜：

第28團主要是南昌起義的余部﹔

第29團、第30團、第33團是湘南暴動的農軍﹔

第31團是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

第32團來自朱、毛上井岡山前就佔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部隊。

其中，28團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31團由毛澤東親自帶領，經歷了三灣改編和井岡山時期的黨建工作，這兩個團是紅四軍戰斗力最強的隊伍，實際上也成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家底子”。而其他的幾個團——尤其是湘南起義的農軍，思想意識和戰斗力就參差不齊了。

兩軍會師后，隊伍一下子多了上萬人，“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的井岡山給養出現了困難。面對吃飯難題，湘南農軍編成的30團和33團主要干部吵著要回去，朱德無奈，考慮到回去也有利於恢復湘南工作，就同意了。孰料，兩個團離開根據地，回到湘南就被打垮了。而僅剩的農軍編成的29團，更為幾個月后的“八月失敗”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