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窗勁節，生死不磨【2】

多重身份的“偽裝者”

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庄、文靜，眉宇間又有幾分英氣。與江竹筠年齡相仿、外形相似的胡其芬，同樣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共產黨人堅強的意志。

胡永萱、胡南、胡其芬、吉祥，胡其芬的革命經歷，與這4個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

1938年至1939年，剛剛入黨的胡其芬根據組織安排，先后進入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就讀，那時她還叫“胡永萱”。由於在校內活動中十分活躍，她很快被國民黨當局注意到。時值蔣介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大學，調入《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是以“胡南”的身份出現在新的戰斗崗位上。

“皖南事變”后，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中共南方局決定將《新華日報》200多名工作人員精減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的人員之一，后被調往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再次回到重慶，已是4年后。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隨團工作人員，在鄧穎超直接領導下從事婦女工作。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斗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學歷高、英語好，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此廣泛聯系各界婦女群眾。

1948年4月，胡其芬被捕前，黨內身份是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公開身份是給劉國鋕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當英語家庭教師。由於叛徒出賣了劉國鋕，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獄中，她正式用了“胡其芬”這個名字。胡其芬不但沒有透露任何黨組織的秘密，甚至連自己真實的名字也沒讓敵人知道。

入獄后，胡其芬很快就與難友們取得聯系，尤其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系。與胡其芬同一牢室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回憶，他們隔壁關著許建業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准許建業與其他人接近。一天放風，趁特務班長離開，牛小吾找許建業說話，許建業親口告訴她，是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裡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把難友們組織起來。事實上，胡其芬也確實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

胡其芬深知，敵人的營壘不是鐵板一塊，她要找到沖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因此，當了解到醫官劉石仁富有同情心，曾冒險幫政治犯帶信給家人后，胡其芬借看病機會試探劉石仁，在塞給劉石仁的兩張字條上寫道：“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醫官，不要怕！”劉石仁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后，胡其芬托劉石仁帶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裡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仁完成了任務，並將胡家托帶的物品悄悄帶給胡其芬。又一條與獄外聯系的秘密渠道就這樣被打通了，胡其芬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其中有一些就是通過劉石仁傳遞出去。

除了傳遞信件，胡其芬還想通過劉石仁營救一些難友出獄。她問劉石仁，能不能多開一些疾病証明，爭取使一些患病的難友得到保外就醫的機會。劉石仁考慮之后，便給一些難友填寫嚴重疾病的病歷，以備特務核查，然后，開出保外就醫的証明。雖然特務沒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較輕的同志，在1949年和談期間，在外面配合營救下獲得了釋放。

胡其芬還和難友們發起了獄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斗爭——絕食談判。1948年12月15日，原新四軍戰士龍光章因傷勢得不到有效治療，病逝獄中。為了抗議特務對龍光章的迫害，獄中黨的領導集體討論后決定開展絕食斗爭，要求在獄中開追悼會，改善獄中殘酷虐待難友們的環境。胡其芬抱病和難友們一起絕食三日，終於迫使特務看守所長不得不允許召開追悼會。

“在最困難的集中營裡，這次斗爭的成績，是相當成功的。難友寫出了許多用草紙做的挽聯，扎制了黑紗、紙花，充分表現了靈活的創造性和團結的斗爭精神。”羅廣斌后來在交給黨組織的報告中寫道。

心中有信仰，即使環境再艱苦，真正的共產黨人也仍然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珍藏著一把由胡其芬自制的團扇，扇面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在陰暗潮濕的牢房中，她通過做這些小玩意兒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活躍氣氛，鼓勵大家對敵斗爭。

對於剛入獄又缺少斗爭經驗的年輕同志，胡其芬以過來人的身份熱情地做“輔導”，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教她們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還跟她們談氣節問題，哪些行為是背叛革命。特務提審進步女青年張坤璧時，胡其芬的輔導課發揮了作用，張坤璧沒有被各種各樣的刑具嚇唬住，經受住了敵人種種威脅和拷問，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

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終日不見陽光，伙食粗劣不堪，許多難友嚴重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有的患了痢疾、肺結核、心臟病。胡其芬入獄后患了嚴重的心臟病，身體日趨衰弱。但她對自己的病並不介意，依然熱情關心和幫助有困難的難友。她把家裡給她送來的藥品、奶粉、魚肝油丸等等，分送給有病的難友。左紹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給了嬰兒。她還把自己穿的絨線衫拆了，給嬰兒編織衣服。

胡其芬在黑牢裡戰斗了近六百個日日夜夜，她始終像一團火，熊熊地燃燒著，讓革命者在黑暗的監獄中依然充滿朝氣和信心。

我們死而無愧

在獄中斗爭氛圍的感染下，在江姐、胡其芬等革命者的影響下，羅廣斌變得越來越堅強。1941年1月，地下黨員齊亮被捕關押到渣滓洞，羅廣斌因為寫條子給齊亮講獄中情況被特務發現，又被加了一副腳鐐。隨后，他從渣滓洞被轉移到關押重犯的白公館。也正因為羅廣斌的轉移，白公館中革命者的斗爭情況也得以記錄下來。

彭詠梧、江竹筠與孩子合影。

渣滓洞審訊室的部分刑具。

胡其芬烈士

劉國鋕烈士

陳然烈士

▲羅廣斌及報告原件關於“獄中八條”部分。

進了白公館，羅廣斌最先見到的就是室友劉國鋕，一位有名的《富家少爺》。因為長期的監禁和胃病的折磨，當時的劉國鋕蒼白消瘦，羸弱不堪。終年被關在一間不見陽光的牢房，在難得的放風時刻，他體力不支，隻能坐在院壩檐溝邊的石頭上，享受那一點可貴的陽光。

劉國鋕出生在四川瀘州一個大富豪家庭，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備受嬌寵的幺兒。受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開始從書籍中尋找救國思想，最終決心走革命的道路，1940年加入共產黨。1944年大學畢業后，劉國鋕主動申請到條件艱苦的雲南陸良縣一所中學任教，參加那裡的黨組織發展工作。

1945年，他受黨組織的派遣到重慶工作，1947年擔任沙磁區學運特支書記，公開身份是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后到《商務日報》做記者。在此期間，國民黨在昆明殺害民主人士聞一多、李公朴的血案發生后，他成功組織了重慶各學校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抗戰的活動，還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略論聞一多先生》的文章。

1948年4月，由於叛徒的出賣，劉國鋕不幸被捕。在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檔案室裡，保存著一份描述審訊劉國鋕情況的材料。根據材料記載，徐遠舉問劉國鋕，“你這萬貫家財的少爺，家裡有財有勢，你有吃有喝，你鬧什麼共產黨？你共誰的產？你要知道，這共產是鬧不得的，要坐班房、挨殺頭的。”

劉國鋕冷冷地看了特務一眼，沒有吭聲。徐遠舉又說，你的上級已經供出你了。劉國鋕冷笑著回答：“既然我的上級已將我出賣，你們什麼都知道，又何必來問我呢？你問我，我什麼也不知道。”氣急敗壞的徐遠舉動用酷刑，但劉國鋕仍然不屈服，敵人隻好將他帶上腳鐐投入監獄。

很可能就連劉國鋕的家人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革命？劉國鋕在給五姐的信中，專門闡釋了自己對家和對革命的理解：“這個家是在舊社會垂死的身軀上的一個爛瘡，它已經完全是一塊膿血和腐肉，舊社會的整個身軀都要死亡，看不出有希望，我們要得到完全的幸福，隻有讓新的產生，讓舊的死亡。”

劉國鋕被捕后，劉家通過各種途徑進行營救，還動員方方面面關系向軍統局施加壓力要求放人。最后還是劉家的族親，國民黨經濟部部長劉航琛密電何應欽，務請刀下留人，劉國鋕的生命才暫時得到了保全。

在香港做生意的五哥劉國錤，重金賄賂特務機關裡裡外外的人，徐遠舉終於同意放人，前提是劉國鋕在報上聲明退黨。劉國鋕卻堅決拒絕，“我死了，有共產黨，我等於沒有死﹔如果背叛組織，我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

1949年7月，人民解放軍已越過長江向華南、西南進軍，重慶也即將解放。劉國鋕的家人再一次為他奔走，劉國錤這次拿出了一張香港匯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隻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

徐遠舉抵抗不了這樣的重金誘惑，告訴劉國鋕，不發退黨聲明可以，隻要認錯，寫一份悔過書。劉國鋕不答應。徐遠舉看在錢的分上，再次妥協，找人代寫了一份悔過書，隻要劉國鋕簽上名字。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

徐遠舉為了錢，恨不得求著劉國鋕出獄，劉國鋕的態度卻沒有變化。五哥劉國錤傷心地一再哭勸，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兒，隻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也淚流滿面，但還是搖了搖頭。

1949年8月，蔣介石帶著軍統頭子毛人鳳到了重慶，“清理積案”，實際是布置屠殺。

根據徐遠舉的交待，毛人鳳傳達了蔣介石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

“劉國鋕！”1949年11月27日晚餐后，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喊的就是劉國鋕。

劉國鋕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平靜地說：“不要慌，等老子把詩寫完以后，再跟你們一塊走。”可劊子手不容分說，將他架出了牢房推向刑場。

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

“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污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

這是一個年僅28歲的共產黨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所發出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