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宏陽
2018年07月19日07:53 來源:北京日報
獄中《挺進報》
在劉國鋕犧牲前一個月,國民黨的屠殺行動已經開始了。羅廣斌從白公館看守楊欽典口中得知了刑場上那悲壯的一幕。
10月28日,陳然、成善謀等10人被押往重慶大坪刑場,楊欽典也隨車行動,他目睹陳然含笑告別難友登上囚車,車過鬧市區時又不斷高唱《國際歌》或高呼革命口號,到達刑場后,陳然忽然轉過身對端槍的劊子手說:“你們有種的,正面開槍。”行刑隊強行把他扭轉過去,還是從后面開了槍。
楊欽典深深地被陳然的革命氣節所感染。他從刑場回來后,隔著牢門,動情地向羅廣斌講述了這悲壯的場景,並囑咐道:“小羅,你們出去后,一定要好好照顧陳然的媽媽和妹妹。”
陳然是《挺進報》特支書記,小說《紅岩》中重要人物成崗的原型。他1938年在湖北宜昌參加“抗戰劇團”,在抗日救亡宣傳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次年加入共產黨。1940年,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劇團內黨組織撤離,陳然隨家遷居重慶,組織關系轉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6年,在《新華日報》社的領導下,陳然與一些進步青年創辦了《彷徨》雜志,發展聚集革命力量。
在國民黨政府實施新聞封鎖政策,查封《新華日報》后,陳然等開始秘密印刷《挺進報》,傳播“紅色”新聞,希望通過這份油印小報盡快恢復與組織的聯系。果然,《挺進報》很快傳到重慶地下黨組織那裡,市委決定將其作為地下機關報,並購買收音機收聽延安電台,同時成立了電台特支和《挺進報》特支。陳然負責油印,成善謀負責抄收消息。
后來,重慶地下黨負責人認為應利用《挺進報》對敵人展開攻心戰,於是決定將報紙直接寄給敵人,特別是向國民黨軍、警、憲、特頭目寄送。1948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收到《挺進報》后大發雷霆,命令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限期破案。徐遠舉絞盡腦汁,終於想到了“堡壘從內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紅旗特務計劃”,將偽裝成進步學生的特務安插到各處,最終在被捕的任達哉叛變出賣下,引發了對整個地下黨組織的一連串大破壞。
1948年4月22日,陳然正准備將剛剛印刷完的《挺進報》送出去的時候,在家裡被捕了。被捕的當晚就被提審,但他始終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挺進報》是他一個人辦的,其他什麼都不知道。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對陳然進行審訊,並使用老虎凳等酷刑。陳然被折磨得多次昏死過去,雙腿受了重傷,但他堅決不出賣黨的機密,敵人也無計可施,隻好將他按“重犯”關押起來。
讓敵人萬萬想不到的是,陳然入獄后又干起“老本行”,辦起監獄《挺進報》。在密不透風的白公館,《挺進報》的消息源從哪來呢?原來,陳然所在的一樓囚室樓上,住著東北軍將領黃顯聲將軍,他也是牢中唯一受優待可以看報的,黃將軍與獄中的共產黨員們關系很好,時常趁看守們不備之時,偷偷將報紙從門縫中塞給獄友們看。陳然便借助從黃將軍報紙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煙盒、紙片做成監獄《挺進報》在獄室之間傳遞。
1949年的春天,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毛主席到達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在獄中傳開,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獄中黨組織估計勝利即將來臨,於是作了兩手准備,一是教育廣大黨員作好犧牲准備,經受住最后的考驗﹔二是努力進行策反,爭取活著迎接解放。黨組織秘密擬定了“獄中策反越獄計劃”。策反,首先要物色好被策反對象,經過一段了解和觀察,初步確定了6人,其中重點放在一個叫楊欽典的看守身上。
最早與楊欽典接觸並開展工作的就是陳然。陳然雖原籍江西,但他生於河北香河縣,離楊欽典老家郾城縣不遠,算是同鄉。陳然在獄中的浩然正氣和在審訊室裡的不屈精神,令楊欽典敬佩,加上陳然擅長統戰工作,兩人一有機會就在一起拉家常、談鄉情,講社會的種種不公平,講物價的飛漲、官場的黑暗,陳然的話漸漸打動了這位“尚未爛到心肺的看守”。
“我和陳然是老鄉,我值班時他給我做工作,說全國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壞事。共產主義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都過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給勞動人民。我考慮自己也是窮人出身,所以盡量給他們提供方便……”楊欽典在后來的交代材料上這樣說。羅廣斌在報告中寫道:“當屠殺進行時,我們能從楊欽典手中得到牢門的鑰匙和一把鐵錘,就是由教育爭取所得到的一點成功。”
黑牢之中,除了策反工作,手無寸鐵的難友們也有屬於自己的斗爭方式,那就是讀書學習。白公館原來是關情報人員的,后來把政治犯也關在一起。書比較多,什麼都有。看書要登記,以檢查思想,但大家仍選自己喜歡的書看。
據羅廣斌回憶,“由於監視比較嚴,沒法進行集體學習,隻能個別讀書。陳然專修生物、化學、數學、軍事科學和歷史,劉國鋕專讀歷史,王朴專讀歷史和軍事科學。坐牢九年的老同志許曉軒、譚沈明在室中自修英語、俄文,十分精通,一般書籍幾乎全讀過,在修養上也最好,連特務都尊敬他們。”
渣滓洞中,黑牢詩人蔡夢慰等人組織成立“鐵窗詩社”,詩友們發明了獄中的“文房四寶”:紙,是靠大家節約下的如廁手紙﹔筆,是從廁所篾竹牆壁上扳下的一塊塊篾片,沒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筆”﹔墨水的制作更費勁,從破棉襖裡扯出一團棉花,再在油燈上點燃后丟進飯碗,等燃燒完變成一團黑灰再兌水。就是用這樣的“筆”蘸著棉灰墨汁,蔡夢慰奮筆寫下長達250行的《黑牢詩篇》。
《紅岩》小說中“老大哥”的原型唐虛谷,在渣滓洞組織“鐵窗讀書會”,將他早年學習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等馬列著作背誦給獄友們聽。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革命者們仍在孜孜不倦的學習中,期盼著光明和勝利的到來,期盼著有一天能為新中國建設繼續貢獻力量。
“最后的報告”
對陳然行刑后,心急火燎的敵人加快了屠殺共產黨人的動作。半個月后的11月14日,特務打開渣滓洞女牢房的門,提出了江竹筠和李青林。
江竹筠不慌不忙地梳頭,脫下囚服,換上藍色的陰丹士林布旗袍,仿佛要參加一個隆重的典禮。望著傷心的難友,江竹筠堅毅地說:“要勇敢一些,每一個革命者,當他面臨最后考驗的時候,都應該臉不變色心不跳。”她最后望了望牢房,“同志們,永別了!”隨后,扶著斷了腿的李青林向外走去。
當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在歌樂山上的電台嵐埡壯烈犧牲。
三個月前,江竹筠通過黃茂才,給監獄外的家人送去一封信,從信中的措辭可以看出,那是江竹筠最后的囑托:“我們到底還是虎口裡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雲兒”是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的獨子彭雲。父親犧牲時,他不滿兩周歲。母親就義時,他才三歲多。
前后兩批共產黨人集中被害,敵人顯然已經開始了最后的瘋狂。形勢緊急,獄中地下黨組織決定由胡其芬執筆,化名“吉祥”書寫了“最后的報告”,盼“外面朋友”設法布置搶救。這封信由黃茂才送出,轉到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手裡,已是11月21日。
劉康一看信,急得要命,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還差一些環節未落實好,營救方案無法實施。27日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大屠殺開始了。
深夜一兩點鐘,特務們突然走進渣滓洞一間間牢房:“起來,起來,辦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帶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樓下的八間牢房內。忽然,一群端著美式沖鋒槍的特務沖進內院。他們迅速站好,把槍口對准簽子門。哨聲響后,槍就響了。
胡其芬一直在門口觀察動靜,槍響時,她第一個喊起口號:“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口號聲、罵聲隨之響成一片。站在牢門口的張學雲,一把抓住門洞伸進來的槍管,想要奪槍。但是彈匣太長,卡著進不來,敵人把他打死了。張學雲倒下時,鮮血噴洒在傅伯雍身上,卻因此保護了傅伯雍——敵人補槍時以為他已經死了。
這一夜,被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后來被定為烈士。
在所有人都為犧牲的烈士痛惜哀悼之時,有一個人卻來不及悲傷,他就是從白公館脫險的羅廣斌。
地下黨員平時做的策反工作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27日夜,特務和軍警都去支援渣滓洞了,楊欽典偷偷把牢房鑰匙和一把鐵錘交給羅廣斌,“我先出去看看有沒有人,沒人的話,我在樓上跺三下腳,你們就跑。”
楊欽典的信號來了,羅廣斌打開牢門,帶著18個人逃出白公館。
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3槍未死、從尸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隻有這35人活了下來。
12月25日,就在大屠殺后的第28天,從白公館生還的羅廣斌撰寫出一份兩萬多字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這份報告詳細記載了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
同樣脫險的劉德彬,曾和羅廣斌一起在脫險同志聯絡處工作,卻不知道這份報告,“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麼也不告訴我。”
從白公館生還后的一個月時間,羅廣斌一直在奮筆疾書這份報告,是遇難同志的生命囑托。
為什麼羅廣斌一人能掌握那麼多獄中情況?這要追溯到他剛被關進渣滓洞時。有一次,羅廣斌在禁閉室碰到老上級、被捕前任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的張國維。張國維是個有心人,考慮到羅廣斌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認為他最有可能活著出去,因此交給他一個任務:“搜集情況,征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托,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裡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干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托付給羅廣斌。
最后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羅廣斌將烈士們生前的思考寫成八條意見,交給黨組織。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將其總結成八條囑托:
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
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5、切勿輕視敵人。
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7、嚴格整黨整風。
8、嚴懲叛徒、特務。
八條囑托,至今仍振聾發聵、發人深省。《挺進報》事件中,少數身居要職的領導干部當了叛徒,給地下組織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報告中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再三。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眼看著革命組織的被破壞,每個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組織上能夠提高政治水平,嚴格地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干淨,不能容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獄中的共產黨員們在預見到國民黨政權潰敗前夕很可能實行瘋狂的大屠殺時,心中惦記的仍然是黨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因為這份初心,這份使命感,這份對於理想、國家、人民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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