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紅四方面軍鑄就歷史鐵流與英雄戰歌【2】

二、川陝凱歌

1932年10月11日晚，紅四方面軍2萬余人在張國燾、徐向前的率領下，轉移外線作戰，伺機再殺“回馬槍”，打回鄂豫皖根據地。

然而，在數倍於我的敵人重兵追逼之下，部隊被迫向西進發，未能實現原先的意圖。於匆忙之中開始大撤退、大轉移。

歷經兩個多月時間，紅四方面軍在沒有根據地依托的條件下，與尾追的精銳之敵多次激戰，屢歷險境，跨過平漢路，奮戰漫川關，進入陝南，兩過秦嶺，北入關中，南跨漢中，強渡漢水，翻過大巴山，轉戰三千裡，於1932年12月進抵四川通江縣兩河口。“這是一次驚人的退卻戰。”[15]“先后共殲敵近萬人，自己仍有14000多人，佔撤出鄂豫皖時總兵力的四分之三。”[16]隨后，在兩河口至通江縣城途中的苦卓壩，張國燾主持召開高級軍政干部會議，決定部隊行動方針。“參加會議的同志一致認為可以在這裡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17]“綜合各方面的因素來看，川陝邊區是我軍較理想建立根據地的地方。”[18]從此，紅四方面軍向通江縣、南江縣、巴中縣展開，開始創建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卓絕斗爭。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解放通南巴、立定腳跟之后開始創建的。

自1932年12月25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佔通江縣始，我軍入川僅一個月，即殲敵3個團，潰敵8個團，解放了通南巴三縣城及周圍的大部分地區。

轉戰川北立腳之后，原鄂豫皖革命軍事委會改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參謀長曾中生，成立了以曠繼勛為主席的川陝省革命委員會的臨時權力機關。在西北軍委會、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陝省委的領導下，分兵廣泛發動群眾﹔開倉分糧，平分土地﹔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紅色政權和群眾組織﹔爭取任璋部起義﹔打擊和瓦解土匪隊伍﹔開展陝南游擊戰爭﹔擴大紅軍力量和建立地方武裝﹔隨之成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全面開展根據地的初創工作。

根據地初創之時，蔣介石命令田頌堯在四川軍閥楊森、劉存厚等部的配合下，集中38個團6萬兵力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向根據地發動圍攻。徐向前等指揮紅四方面軍“利用險要地勢，構筑工事，在積極防御中節節抗擊、消耗、遲滯敵人，逐步誘敵深入，待機反攻殲敵，徹底粉碎敵人的圍攻。”[19]從1933年2月中旬至6月15日，紅四方面軍勝利結束反三路圍攻作戰，殲敵1萬余人，俘敵旅長3人及以下官兵1萬余人，紅軍不但收復了通南巴，而且打到了巴中西南的恩陽河地區，前鋒進逼儀隴、廣元、蒼溪縣城和萬源，使根據地面積擴大到一倍以上，達3萬平方公裡，人口逾200萬，根據地進入了一個鞏固和發展的新時期。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展開對強敵反復圍剿之中不斷鞏固和發展的。

面對強敵的反復圍剿，由徐向前、陳昌浩主持召開紅四方面軍軍事會議，有100多位紅軍領導干部參加，著重討論總結三路圍攻作戰、停止部隊內錯誤肅反、部隊整編擴軍和訓練等問題。同年7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將原來的4個師擴編為４個軍，即以第十師擴編為第四軍，軍長王宏坤，政委周純全﹔第十一師擴編為第三十軍，軍長余天雲，政委李先念﹔第十二師擴編為第九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第七十三師擴編為第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政委張廣才。10月底，又將川東游擊軍改建為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政委楊克明。紅四方面軍設總指揮部、總政治部，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兼。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４萬人增加到５萬余人，大大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

部隊擴編完畢，便轉入為期三個月的大練兵運動和經常性的政治教育活動。“一個指揮員，不重視練兵，又指望打勝仗，豈非夢想！所謂練兵，一練膽量，二練技術，三練戰術，四練行軍，五練作風，至少離不開這幾項基礎的東西。”[20]“練兵熱潮，遍及全軍的每個角落。聲勢之大，人數之多，時間之久，前所未有。”[21]擴編練兵、政治教育和作風建設，一切都圍繞打仗展開。紅四方面軍打起仗來，干部層層下放，靠前指揮。方面軍的干部下到軍，軍的干部下到師，師的干部下到團，依此類推，保証每個連以上戰斗單位，均有一名上級指揮員在場，以便了解情況，機斷專行，鼓舞士氣，掌握部隊。

我軍在練兵，敵軍在反復組織圍攻，妄圖消滅紅軍，摧毀根據地。紅四方面軍以不畏艱難、舍生忘死、頑強克敵的精神，展開了一場場氣吞山河的反擊圍攻、保衛根據地的戰役：

1933年8月12日至10月27日，我連連續發動了儀（隴）南（部）戰役、營（山）渠（縣）戰役、宣（漢）達（縣）戰役，先后殲敵近2萬人，繳獲長短槍1.2萬余支及大量軍需物質，沉重打擊了敵人，極大地鼓舞了群眾，根據地新區

和老區群眾形成了參加紅軍的熱潮。

紅四方面軍連續取得外線進攻的重大勝利，威震全川。1933年秋末，四川“剿匪”總司令在蔣介石的大力支持下，糾集各路軍閥勢力，先后投入140個團25萬兵力，在兩個空軍隊的配合下，從西北的廣元起，東至城口的千余裡弧線上，形成了對我根據地六路合擊圍攻。

面對敵軍“全川聯合，合力對我，兵力眾多，裝備精良”的新攻勢，西北軍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利用川北有利地形，實行收緊陣地、誘敵深入、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積極防御戰略戰術，指揮川陝根據地軍民奮力投入反六路圍攻的作戰。從1933年11月1日到1934年9月22日，紅四方面軍與敵軍激戰10個月，先后實施4次收緊陣地戰、2次反擊作戰以及決戰防御和總反攻，粉碎了敵軍發動的4期進攻，以傷亡2萬人的代價，最終贏得空前巨大的勝利。總計斃傷敵路副司令郝耀庭以下6萬余人，俘敵2萬余人，打散敵官兵2萬左右，繳獲長短槍3萬余支、各種口徑迫擊炮100門，擊落敵機1架。“反六路圍攻，是我們在四川打得最艱苦的一個戰役。在紅四方面軍的歷史上，也可以說是戰役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戰果最輝煌的一個戰役。”[22]

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在大力加強各項建設過程中走向輝煌的。

紅四方面軍入川之后，一手對敵反圍攻，一手抓根據地的各項建設。

在黨的建設上，堅持組織建設、思想建設與白區黨組織聯系一起抓。通過各種途徑發展地方黨員3萬多人，建立和完善了各級黨的組織機構，還通過彭楊軍政學校、紅軍大學、省縣委黨校，加強黨員培訓，嚴格組織生活會議制度。川陝省委建立后，在積極做好白區地下黨的工作同時，培養了一批新生的並與群眾有密切聯系的地方黨政干部﹔組織與領導

了龐大的地方武裝和發動數萬人參加紅軍﹔動員了上百萬群眾支援前方作戰﹔並組織群眾從事工農業生產，保証紅軍供給。

在政權建設上，黨從紅軍中抽調大批人員組成工作隊，奔赴鄉村，配合省縣革命委員會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組織，制訂優待紅軍家屬、專業人才以及公糧、戒煙、婚姻、土地、經濟、教育、法庭等一系列政策法令，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審查和批評蘇維埃工作，號召根據地人民動員起來，全面徹底實行土地革命，讓耕者有其田。

在經濟建設上，組織群眾發展糧食生產和經濟作物﹔領導各地開辦綱廠、鍋廠、鹽廠、造船廠、兵器制造廠、修配廠、被服廠、織布廠、斗笠廠﹔成立川陝省工農銀行，制造蘇維埃貨幣，統一幣制流通，實行工農的低利和無息貸款。各地設立分行，開展借貸，兌換貨幣及代征稅收等業務。

在文化教育上，創辦新學校，實行完全免費的普及義務教育，每個村鎮開辦農民識字班，還開辦婦女學校、紅色衛生學校和各種類型的職業學校及短期培訓班﹔根據地大部分縣、區、鄉、村均建立了工人俱務部、農村俱樂部，各地以俱樂部為中心，積極開展各種文化體育活動，大大豐富了城鄉人民的文化生活動。同時，把體育和軍事訓練緊密結合起來，對身心健康、發展生產、提高部隊戰斗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鐮刀割斷舊乾坤，斧頭劈出新世界”。川陝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如火如荼，黨和紅軍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在川陝根據地舞台上，演出一曲曲勝利的凱歌。川陝根據地東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營山、達縣，北至陝南鎮巴、寧強，縱400余裡，橫500余裡，總面積達到4.2萬平方公裡，人口發展到500余萬，擁有8座縣城，共建立了22個縣和一個特別市的蘇維埃政府﹔直到主力紅軍渡過嘉陵江西進時，紅四方面軍達到5個軍11個師33個團，共8萬多人，加上黨政機關人員，總計不下10萬之眾。“由此，川陝蘇區進入了鼎盛發展時期，這也是紅四方面軍發展史上的新高峰。”[23]

毛澤東曾經在中華蘇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對川陝革命根據地作過高度評價：“川陝蘇區是楊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川陝蘇區在爭取新中國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這使得蔣介石與四川軍閥不得不在紅四方面軍偉大的勝利面前發抖起來！”（《蘇維埃中國》第二期，1957年，第248－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