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平：紅四方面軍鑄就歷史鐵流與英雄戰歌【3】

三、長征泣歌

長期的戰爭消耗、“左”的政策種下的苦果、蔣介石部署200個團兵力的“川陝合剿”、策應轉戰中的中央紅軍，這幾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迫使紅四方面軍不得不離開戰斗27個月的川陝革命根據地，踏上了極為艱難曲折的長征之路。

紅四方面軍長征路線（不包括入川之前和西征之后）：

川陝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四川茂縣—四川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四川鬆潘—西康甘孜—甘肅會寧）（與紅一、二方面軍勝利會師）。

從嘉陵江邊出發到會寧，地圖上直線距離不到1000華裡，可這一長征卻用了一年半時間，在川、康、甘、青四省曲折反復往返，三過雪山，三過草地，“大小戰斗千百次”[24]。

行程萬余裡，歷經了沖破“會剿”的泣血之戰、“北上”與“南下”的泣血之爭、三過雪山草地的泣血之苦、柳暗花明的會師之歡，這一切匯成一曲令人觸目驚心的泣血長歌。

嘉陵江畔，國民黨為阻止紅四方面軍西渡，以53個團的兵力布防在約600裡長的嘉陵江西岸一線，企圖一舉將紅軍置於“會剿”死地。

1935年3月28日晚9時許，近10萬頭戴斗笠的紅四方面軍奔赴嘉陵江邊。在擔任渡江主攻部隊的三十軍政委李先念指揮下，從塔山灣主渡口，秘密將紅軍造船廠建造的75隻“五板子”船輕輕推入江中，強渡搶灘，撕開了四川軍閥的西岸防守。敵炮轟鳴，江浪沖天，船工和船上的男女紅軍戰士有的中彈犧牲，被江水沖走，有的爬上船來將中彈之身的腸子塞進肚裡，繼續撐船，沖向對岸。隨之，一隊隊人馬往返渡過。與此同時，我左翼第三十軍、第九軍，也在鴛溪口和澗溪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紅軍渡江后，兵分兩路，一路由閬中直逼南部，一路由徐向前親自率領直逼劍閣、廣元、昭化、劍門關，紅軍連戰連捷，勢如破竹，一天縱深挺進七十裡。自3月28日至4月21日24天內，連克閬中、南部、昭化、梓橦 、青山、平武、彰明、彰明、北川等9座縣城，殲敵12個團、1萬多人，佔領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間的二三百平方公裡的區域。“這次戰役，是方面軍戰史上一次大規模強渡江河的模范戰例。”[25]實現了“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的目標，為中央紅軍入川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強渡嘉陵江后，由於張國燾的猶豫徘徊，喪失了進擊甘南的戰機，使“依托老區，收縮戰線，發展新區”的“川陝甘計劃”流產。

隨后，紅四方面軍突破土門，佔領茂縣，西進理香，直逼汶川，前鋒部隊抵達懋功。

1935年6月13日，紅一、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勝利會師在夾金山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抵懋功，會見了李先念同志。部隊駐地一片歡騰。四方面軍各部隊將慰問品集中起來，趕著牲口，一批送往會師地區。”[26]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使蔣介石企圖各個擊破紅軍力量的計劃，徹底破滅。

懋功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張國燾與黨中央首先就戰略行動方針問題發生分歧。

黨中央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

張國燾卻極力鼓吹他的南下主張，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壓力。

為解決“北上”與“南下”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川陝甘蘇區。”為團結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一道北上，中央常委會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委副主席，以解決兩軍會合后統一指揮，為實現北上戰略方針提供組織保証。中革軍委還將紅軍分為左、右路軍分路北上。此后，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抵達毛兒蓋，等待紅四方面軍到來協同執行

《鬆藩戰役計劃》，打通北上甘南的道路。

然而，張國燾不聽黨中央指揮，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另一方面借機向黨中央要權，並策動一部分人向黨中央提出改組中革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

7月中旬，中央常委會緊急商量“人事問題”。張聞天表示，可以將總書記一職讓予張國燾。毛澤東堅決提出“此職不能讓”。經商議，周恩來同志將他擔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予張國燾。

8月15日，中央致電張國燾，要求“紅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而張國燾還是不肯執行，並對右路軍中堅決擁護中央方針的朱德、劉伯承極力加以排斥。

史料記載，8月24日至9月14日，中央連發7封電報，催促左路軍北上。但張國燾仍一意孤行，根本不聽中央勸說，再次表示反對北上，堅持南下。

從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到7月18日的蘆花會議，到8月4日的沙窩會議，再到8月20日毛兒蓋會議，將近60天的日子裡，中央一直委曲求全，顧全大局，步步退讓，“除對黨的路線堅持原則外，其余均向他讓步。”

在一再讓步而還是不能達到團結統一的目的后，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縣俄界舉行擴大會議，堅決通過了《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為繼續教育爭取張國燾，此決定隻傳達到中央委員，未向黨內公開。

但是，張國燾怙惡不悛，堅持錯誤。10月5日，他公然在四川裡番卓本雕另立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團中央”，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消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12月15日，他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隻能稱北方局、中華蘇維埃政府，紅一方面軍也隻能稱陝甘政府和北路軍。至此，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動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就在此次會議上，朱德講：“大局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28]

徐向前當時也對張國燾講：“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隻能使親者痛，仇者快。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29]

李先念后來也談到：“我一生最苦惱的一是張國燾分裂黨中央﹔一是在西路軍。”[30]

1936年1月16日、22日、24日，張浩以張國燾熟悉的名字“林育英”、用共產國際代表身份三次給張國燾發電報勸說他以大局為重，1936年7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到達甘孜地區，造成了對張國燾斗爭的強大壓力。

與此同時，在紅四方面軍南下過程中，隨著戰局的推移，戰斗越來越困難，處境越來越惡劣，方面軍內部對張國燾的懷疑和抵制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穿越在茫茫數百裡的草地上，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5座，歷經種種艱苦和重重困難，戰士凍死、餓死、病死的不少，部隊不斷減員。加之百丈惡戰傷亡近萬人，“也是張國燾南下方針碰壁的主要標志”。[30]張國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夢想在實踐中遭到重挫。紅四方面軍由南下時的10萬之眾，損失到隻剩下4萬余人，軍隊元氣大傷。

在大勢所趨、軍心所向的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而稱“西北局”﹔1936年7月初，不得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10日，紅二、四方面軍在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三大主力紅軍勝利完成了震驚世界的萬裡長征，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奇跡，揭開了中國革命史上新的一頁。

黨中央仍然不咎既往，批准任命張國燾為西北局書記，“三個方面軍由朱德、張國燾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根據中央軍委意圖統一指揮。”[31]

“毛澤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証明了這一正確論斷。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