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党史频道--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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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打老虎”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本书精心选取党从瑞金时期到新时期查办的十个典型性重大腐败案件，以纪实笔法还原和解密了“打大老虎”的惊心过程。

　　全书选取案件包括：“中国共产党反腐第一枪”：谢步升案；“毛泽东挥泪斩马谡”：黄克功案；“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肖玉璧案；“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案；“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案”：王仲案；“泰山反腐风暴”：胡建学案；湛江特大走私腐败案；“五毒俱全”胡长清案；“卖官鬻爵”韩桂芝案和“国门巨蠹”李培英案。【详细】

本书目录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反腐第一枪 ——苏维埃政权清除谢步升案

第二章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延安时期黄克功逼婚杀人案

第三章民意盖天：人心向背舞动血色党旗 ——抗战时期肖玉璧贪污案

第四章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第五章中国改革开放腐败第一案 ——王仲走私腐败案【详细】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精彩选读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反腐第一枪——苏维埃政权清除谢步升案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扰之中，有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因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注重自身廉洁，再加上苏维埃制度还不够健全，这给一些消极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苏区一时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盛行。中央苏区一些人的腐败行为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一度引发了群众不信任苏维埃政府的事件。当时，政权初建，除了自身薄弱之外，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面临着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如不能果断有效地制止腐败，整饬队伍，防患于未然，势必因自腐而丧失民心，丧失战斗力，最终给党、苏维埃政府、红军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处决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详细】

第二章毛泽东挥泪斩马谡——延安时期黄克功逼婚杀人案

　　20世纪30年代末，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面对日寇大举侵略，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经过长征到达延安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热情高涨、政策积极，这使当时的延安成为民族革命的“圣地”。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大批热血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不远千里，历经艰难，慕名来到延安参加革命。正当八路军夺取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所属各部队正准备迅速向敌后进发，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之际，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案件——八路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详细】

第三章民意盖天：人心向背舞动血色党旗——抗战时期肖玉璧贪污案

　　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东南。北起长城从陕北的府谷到宁夏的盐池，南至陕西宜川富县，东接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南北约900华里，东西长800华里。1937年，边区面积为129680万平方公里，1944年为9896万平方公里，边区人口1941年不过134万人①。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稀少是边区的区情特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军人数有1万余人，1935年2月，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扩充8000人，1936年又经过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军总数达到7万余人②。陕甘宁边区贫瘠而人口稀少，支撑如此规模的军队，堪称“鱼大水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0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详细】

第四章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详细】

第五章中国改革开放腐败第一案——王仲走私腐败案

　　王仲是天津市蓟县人，1927年生，家庭出身贫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2月起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8月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王仲参加工作几十年，也曾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王仲最初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此后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构成了当时最大的贪腐案。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数字。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甚至有人讥讽地将海丰喻为“远东的国际市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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