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东南。北起长城从陕北的府谷到宁夏的盐池，南至陕西宜川富县，东接黄河，西至甘肃固原，南北约900华里，东西长800华里。1937年，边区面积为129680万平方公里，1944年为9896万平方公里，边区人口1941年不过134万人①。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稀少是边区的区情特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红军人数有1万余人，1935年2月，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扩充8000人，1936年又经过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军总数达到7万余人②。陕甘宁边区贫瘠而人口稀少，支撑如此规模的军队，堪称“鱼大水小”。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0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
一、毛泽东把“取奶证”让与战士肖玉璧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在战略相持阶段对国民政府的分化诱降取得进展，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另一方面，日军将大量兵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蚕食和封锁。同时，边区与国民党控制区毗邻的县政府设置呈现国共两党政府并立局面，地主民团和匪患势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下不时骚扰边区政府，杀害八路军战士和民主政府人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由此进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的供给几乎都来自于当地群众的公粮，随着抗战时期边区脱产人员数量的上升，边区的供给也日益紧张。陕甘宁边区人口100多万，脱产人员从1938年的16万余人上升到1941年的73万余人，公粮1938年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增至10万石，1941年增至20万石，以致引发了群众的不满③。为此，边区开展“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但是，生产运动期间，八路军开发的荒地肥力不足，资金缺乏，农具不够，部分地区加上天灾，边区留守部队不能完成自给任务。以1940年为例，边区要求留守部队解决全年中一个半月的粮食，总计需要3400担，然而只收了2400多担，最后通过经营副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辅助生产，才勉强完成任务④。可见当时边区粮食等物资筹集的难度之大。
实际上，自从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在供给方面一直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开源节流、节约物资消费，边区军政人员的供给在1937—1940年已经降低到几乎连温饱都不能维系的水平。1937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颁布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了各级军政人员的供给水平：边区正副主席、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及厅处负责人，每人每月津贴5元，正副专员和正副县长津贴每人25元，区长15元，而一般工作人员的津贴则为l元至15元；勤务员和炊事员为1元，1940年因为边区经济困难取消了津贴；伙食上伤病员略有照顾，公务人员同样标准，1937年至1940年，每人每天小米14斤，菜金3—4分；边区各级干部的被服统一发放，每人每年单棉衣各一套，其他像挎包、毛巾等物品看经济状况发放⑤。按照当时边区的物价，一元钱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或清油二斤，或柴火100斤，没有肉吃；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分为三种伙食标准，差别极小：小灶每月2—3斤肉，每餐有一个白面馒头，中大灶没有白面馒头，每月2—3斤肉；边区厅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科长以及老同志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⑥。当时的边区军民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生活环境下，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拼命苦干的。
1937年，毛泽东来到边区医院看望八路军伤病员，见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肖玉壁。
肖玉璧，陕西清涧县城北马家村人，时年44岁，1933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是一位身上留下90多处伤疤的红军战斗英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清涧县区苏维埃主席、定边贸易局副局长、波洛地方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税务分局副局长等职务。此时的肖玉璧有气无力、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毛泽东便问医生肖玉璧得了什么病，医生回答说他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病，只要吃一个月的饱饭就行了。毛泽东知道当时边区物资供给紧张，红军战士因为营养问题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心情沉重的毛泽东便从警卫员那里把中央特批每天补贴给他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证让给了肖玉璧，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在医院里的肖玉璧因为有相对较好的伙食照顾和毛泽东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加上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1937年12月，肖玉璧被组织上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相当于税务所主任）。肖玉璧对给他分配工作的人员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曾任过区苏维埃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又是身上有90多处枪伤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给他与过去相当的职务级别，没想到只得到一个乡镇税务所主任的职务，顶多是个科级干部。
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八路军正在山西与日寇鏖战，举国面对侵略者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形成万众一心的抗日热潮。恢复健康后的肖玉璧没有被组织安排到抗日前线，本身就考虑到他是老红军，年纪较大，且身体伤痕累累，出于对他的照顾才安排他留在后方。但是，曾经在贸易局和盐务局当过局长的肖玉璧认为张家畔税务局长的级别太低，说什么“毛主席肯定不知道这事”，执意不服从组织的安排。
肖玉璧原来工作过的贸易局和盐务局到底是个什么机构呢？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局是个商业机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陕北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消费合作社。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障军民供应，便进一步发动建立消费合作社。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合作指导委员会，颁布了《发展合作社大纲》，经过半年的努力，陕北根据地各县乡都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中央国民经济部还建立了贸易局，其任务是向外购买除粮食以外的供给根据地军民所需的一切物资，贸易局设在瓦窑堡。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贸易局也随之搬迁到延安。贸易局在各地设有分局和支局，单就绥德支局来说，就有30头运输牲口，40名护卫队员，工作人员共90人，对外贸易已有相当的发展⑦。从级别上，肖玉璧从事过的工作职务高于分配给他的张家畔税务所主任的职务。但是作为一名老红军，肖玉璧本应以红军英雄的身份为边区军民作出表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才是当时的正确选择。但是他此时自恃功高，认为出任小小的税务所主任是大材小用，便跑到毛泽东那里求助。肖玉璧见到毛泽东一味地摆自己的战功，毛泽东当时很吃惊地盯着肖玉璧。肖玉璧说到激动处，便解开自己的上衣，让毛泽东看他身上的几十处伤疤，毛泽东再也忍无可忍，厉声对肖玉璧说：“我不识数！”肖玉璧看到毛泽东发火，便带着不满情绪去张家畔税务所上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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