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扰之中，有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因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注重自身廉洁，再加上苏维埃制度还不够健全，这给一些消极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苏区一时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盛行。中央苏区一些人的腐败行为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一度引发了群众不信任苏维埃政府的事件。当时，政权初建，除了自身薄弱之外，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面临着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如不能果断有效地制止腐败，整饬队伍，防患于未然，势必因自腐而丧失民心，丧失战斗力，最终给党、苏维埃政府、红军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处决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一、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
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既是工农阶级的全国性政权，又是区别于国民党腐败政府具有廉洁特色的政权。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对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中央临时政府立法机构先后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革命法规条例》等法律法规。1932年2月19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临时最高法庭，代理行使最高法院职权，并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同时苏区基层政权单位设立裁判所，代行地方各级法院职权。为了提高苏区的司法运作效率，中央苏区还专门设立了工农检查部，由毛泽东提议，何叔衡出任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上任后，即以崇高的使命感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开始对苏区范围的党政干部、党群关系、违法乱纪、官僚特权等现象展开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何叔衡深感震惊，根据调查掌握的材料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腐败浪费现象非常严重。1932年，江西省工农代表大会曾做这样的描述：过去各级政府的浪费情形实在惊人，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私自占有等。①新生苏维埃政权出现这些腐败现象严重腐蚀党的肌体，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何叔衡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了调查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关注，决定加强工农检查部的工作。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工作人员都很少，连部长在内只有几个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却有七八十个干部，是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部。为了加强检举监督力度，调动苏区群众参与反贪反腐的积极性，何叔衡接受司法部副部长梁柏台的建议，报请中央临时政府批准，在中央工农检查部增设了控告局。随后，在中央苏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级政府、各机关单位、各村、街道和路口到处可见苏区专门设置的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控告箱主要用来宣传动员苏区群众参与反贪反腐运动，要求群众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实姓名，并强调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些控告箱的设置显示出苏维埃政权惩治腐败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工农群众积极参与检举揭发腐败分子并与其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第八次会议作出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进行严办，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驱逐政府中的贪污分子。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就此拉开了帷幕。一天，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这里所说的裁判部，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由于条件不具备而在县级政府内部设立的裁判部。）收到了一封举报信，检举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一系列贪腐行为。信中说，谢步升曾在南下途中将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死，然后非法占有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②。1932年6月通过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一条规定：“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何叔衡看了检举信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案。
适逢专案组调查谢步升期间，有一妇女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找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的审判员——同村人谢正平。谢正平一眼认出来者是叶坪村谢深润的老婆朱秀秀，忙招呼她坐下。可是无论问什么，朱秀秀都不说话，只是埋头痛哭。谢正平知道她有不便明说的事，便将她领到裁判部。这时，裁判部的杨世珠在外边办完事也回来了。朱秀秀见无外人，边哭边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倾诉出来。没想到，朱秀秀要检举她的情夫谢步升杀人案，被害者是她丈夫谢深润。
在叶坪村百姓的眼里，谢步升是个很善钻营、聪明透顶的人。谢步升自幼家贫， 12岁时就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年届30岁的谢步升参加了杨金山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队，并一度成为云集暴动队队长。不久，面对“红”、“白”拉锯战的险恶形势，谢步升不辞而别，离开暴动队，转而做起了贩运货物的生意。因为中央苏区受到白区的包围和封锁，红区与白区之间贸易中断，根据地内必要物资如粮食和食盐大都比较紧缺。同时，红白区物资存在差价，以商人贩盐为例，买进时1块钱7斤，卖到苏区1块钱12斤。当时中央苏区群众300余万人，每年要吃900多万元的食盐，要穿600万元的布，这让谢步升看到苏区隐藏的商机。③于是，头脑灵活的谢步升很快就协同几个人干起了“红”、“白”区物资贸易的生意，并从中大发横财。
1930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高涨，谢步升忽又抛开生意参与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这次，由于谢步升打土豪办法多，斗争积极，且屡立功绩，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谢步升又被推举担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按说，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并不大，但是因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在了叶坪村，谢步升的个人声望也由此水涨船高起来。他与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常有接触，近水楼台，混个脸熟。又因熟悉情况，办事干练果断，逐步得到苏区领导的赏识。1931年，中央苏区红军连续反击，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红军队伍得到扩充，人员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苏区政府物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这给苏区供给带来了很大压力，苏区一时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投机分子谢步升再次看到商机，他开始利用与苏区领导人熟悉的机会，偷盖公章，贩卖紧缺物资。
同村的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两人感情甚笃。谢步升回家参加打土豪时，谢深润没有与他同行，继续在“红”、“白”区交界地贩盐、贩米。在此期间，谢步升伙同中央政府总务厅供应处副处长钱丽萍给谢深润私开路条，供其从白区贩卖粮食和食盐供苏区使用，所得到的利润两人平分。谢深润家里有了积蓄，便在本村买下两亩薄田耕种，并仍做贩运生意。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苏区开始丈量田地划分阶级成分。群众根据谢深润的家庭状况要给他定富农，而谢步升凭着手中权力，硬将谢深润定为中农。这样谢深润不仅保住了田，还分得了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在那个年代，中农成分和富农成分在待遇上有极大区别，富农常常是打击的对象。受到恩惠的谢深润一家对谢步升自然感激不尽。
来裁判部告状的就是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她比丈夫小了近10岁，体态丰腴，颇有几分姿色。为报答谢步升，朱秀秀经常做些好菜备上酒邀请他来家里吃饭。哪知，一来二去，谢、朱两人竟勾搭成奸。很快谢深润发现两人奸情，并扬言要去告发谢步升。事发后，谢步升去找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得知谢深润已经告发了他，便反咬一口，诬陷谢润深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他说谢深润反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谢氏祠堂开会，聚众闹事，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的活动。没想到，身为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陈景魁听后竟然对谢步升说：“现在‘肃反’正在风头上，只要他是‘社民党’就好办!明天我要下乡去发动春耕生产，有事你找谢春山，他在苏区中央局工作。”④谢步升的罪恶行径陈景魁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不仅不严厉谴责，反而为谢步升逃脱罪行出谋划策，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陈景魁自身就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主民团头子，也经常干欺男霸女的勾当。少了组织上的压力，谢步升更加有恃无恐了。随后他和两个同伙将谢深润骗到村外，残忍地将其杀害。起初，朱秀秀并不知道丈夫被杀害了，还以为丈夫被关在了什么地方，便三天两头去向谢步升求情放人。当她弄清事情真相时，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愤怒，跑去厮打谢步升，向其要人。此时的谢步升不仅不念旧情，反用拳脚殴打朱秀秀，并把她关了起来，威胁说：如不老实，会是你丈夫一样的下场！朱秀秀万般无奈，才撬门从关押地点跑出来，到县苏维埃裁判部告发谢步升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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