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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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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晚年在网球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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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万里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吴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壮士暮年的万里，已走过千山万水。
农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几次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父亲收尸，太惨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他就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万伯翱：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 “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领导小组会上检讨，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