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 和平发展道路的新进展

共享发展机遇，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

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2003年6月，在瑞士洛桑会见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时，胡锦涛就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长期以来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合作，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十六大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务实合作，与他们共享发展机遇，共谋发展新路。

2005年9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三十九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百亿美元优惠贷款等。

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中国领导人和来自非洲四十八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相聚北京，代表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共商和平、发展、合作大计。胡锦涛在峰会开幕式上全面阐述了中非发展相互关系始终坚持的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提出为进一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合作的五大领域，并宣布了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合作的八项政策措施：扩大对非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三十亿美优惠贷款和二十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总额达五十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派遣一百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援助建设三十所医院……，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都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意，赢得了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的认同和赞扬。

这是中非领导人之间规模空前、规格空前的一次集体对话，参与国家之多，与会代表团级别之高，显示了中非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也反映出与会各国对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殷切期望。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宣布中非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中非携手探索共同发展新路的集体智慧，也成为中国构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2009年，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进一步推出了包括 “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在内的八项援助和合作举措。2010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再次宣布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合作，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等六项举措。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繁荣进步，也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发展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只有携手合作、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世界才能真正实现和平、稳定、繁荣。这种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定信念和真诚愿望同样并且首先适用于周边国家。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促进区域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十六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同周边国家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多种形式的边境经济贸易合作。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百分之九十的商品实现零关税，中国与东盟各自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商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适应了双方多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双边贸易迅速增长。

中国倡议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与十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伙伴（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七千八百二十六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中国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人口超过十五亿、面积占整个欧亚大陆的百分之六十、石油储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多、天然气百分之三十、已探明的铀储量百分之五十、2010年底黄金外汇储备超过三点六万亿美元，上合组织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2003年以来，胡锦涛先后十二次出席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切实推动把合作的潜力转化为合作的成果，推动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目前，把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为和谐和睦的家园、地区安全稳定的有力保障、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效平台，已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识。

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展现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挑战甚至是阻挠。国际社会对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也有着更多的期待。这些国家能不能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同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是衡量其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尺度。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对一个国家外交能力的考验。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应对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也不期而至。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快速持续推进，气候变暖开始严重影响全球的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挑战。从2007年起，气候问题赫然成为国际场合最突出的议题。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它被列为超过恐怖主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等问题的最主要问题；4月，联合国大会讨论了气候问题；6月，G8会议再次把气候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接下来，9月的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大会、11月的中欧首脑会议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无不将气候问题作为重要议题。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出于制约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发展的深层次考虑，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极力推动制定全球减排定量目标，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获取竞争新优势的手段。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气候问题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事关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利用各种多边场合全面阐述有关立场和主张，表明我们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坚定决心。2007年胡锦涛先后在发展中五国领导人会晤及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全面深入阐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并提出了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

胡锦涛指出：“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是不合适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帮助更多国家走上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发展目标的清洁发展之路。”

胡锦涛强调：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地位，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加以应对。应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努力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推动绿色增长，发展循环经济，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全球环境。胡锦涛还向世界各国介绍了我国政府在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努力，指出：“我们这样做，既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贡献。”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显示出的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受到各方的积极评价。

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在联合国谈到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明确指出：“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也符合发达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应该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观念，努力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实现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气候变化问题是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只有各方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2011年11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向世界宣示：“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清醒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出发，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务实合作的态度，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真诚胸怀和负责任的形象。

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一样，在粮食安全、核不扩散、安全反恐、公共卫生、减少贫困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中，中国都积极参与，推动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世界都切实感受到了这份厚重的中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