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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后来又提出要利用外资的问题，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8页。）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思路的创新意义和历史贡献，我们今天已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邓小平这个思路，首先就体现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上。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把这些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又看作是一个“基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试验是成功的。因此，从实践上考察邓小平的探索过程，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邓小平领导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两个起点，是实践的起点，因此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
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注意到，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时候，即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科学结论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就要承认落后，不能重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我们承认落后，并不是要固守落后，而是要改变落后。因此邓小平不仅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且提出要改革，要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就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和改革发展这两方面意义。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经验，首先要认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二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兴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我们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岛成为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开放与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特别是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作出对外开放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因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有这个需要，而且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到了我们对外开放有这个可能和条件。他在1978年9月最初提出对外开放问题的时候就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确实，从上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抓住了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的机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时，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潮流，而且也在不断发展。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开幕，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万名反全球化人士集会抗议，与警察发生冲突。这起抗议事件标志着世界范围反全球化序幕的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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