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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两个世界性论坛在对抗着，一个是总部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成立），是经济全球化声音比较集中的场所；另一个是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成立），是集中反映反全球化要求的场所。这就给我们党出了一个难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参与反全球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520页。）因此，我们作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到江泽民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因此又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研究这两个历史特点，也就是胡锦涛多次强调的，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改革开放的这些生动实践，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供了鲜活经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概括，完善和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时，首次对我国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现代化建设的步骤和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概括，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44页。）
在这样深刻的拨乱反正和创造性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开始思考中国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
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召开的第一个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来自于实践的“基本结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这意味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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