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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国际情况看，苏联、英国、法国等由于饱受战争创伤，几乎没有能力援助中国，更难于援助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正在与法西斯德国进行浴血奋战，对中国抗日的有限支援主要用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较少。1940 年5月底，中共中央曾收到共产国际的拨款14.66万美元和8200英镑；1941年2月17日，收到2.45万美元。除此之外，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拨款；1941 年2月，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参见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在分析了潜在投资国的经济状况后，毛泽东认为美国远离二战战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是引进外资的重点对象。
第四，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取得了很大改善，由苏维埃时期的相互敌视转为相互接触，并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某些领域进行了间接的合作。
为了减少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击日军的压力，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共的接触和交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而中共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也急需加强与美国的接触和交流。在中共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下，通过积极做美国来华人员和在华人员、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使毛泽东认为，战时利用美国资金来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性。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引进美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再次表示：我们“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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