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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一帜的“生产书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阎红彦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阎红彦对虚报浮夸深恶痛绝。
1958年秋天，阎红彦听说内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前去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1959年夏秋之际，四川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万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在四川，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缺乏民主作风，刚烈的阎红彦与他在工作上出现矛盾。1959年10月，阎红彦被调往云南，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成为云南的一把手。由于1958年，云南提出全省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及“大炼钢铁铜”、“大购大销”、“大办公共食堂”等举措，云南的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阎红彦是在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后就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的厄运。而此时云南的严峻形势，对阎红彦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紧跟当时的“主流”以求稳，还是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却担很大的风险。阎红彦大胆地提出：“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调查时，阎红彦对被视作“社会主义的心脏”的公共食堂提出“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解散”，阎红彦的这些做法使许多习惯唯上的干部们感到震惊。阎红彦在当时独树一帜地力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生产书记”。
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根据自己的大量调查研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就社队规模、公共食堂、供给制、耕牛和大农具的所有制、山林分级管理和实物分配等农村经济中的敏感问题，坦率地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看法。阎红彦在信中委婉地批评中央几年来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阎红彦的这封勇于讲真话的长信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5月1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1961年6月16日至7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西山的省委党校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阎红彦在会议上坦率真诚地发表了讲话，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剥夺了农民，现在受到了沉重的惩罚。我们欠了农民的债，犯了社会主义的大法，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针对小组会上发生的争论，阎红彦大胆地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阎红彦在会议上这些讲话，说出了党内正直、清醒的干部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阎红彦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也逐渐得到地、县委书记的认同。会后，云南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加快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调整工作，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初步好转，大部分外流边民陆续回归。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部分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阎红彦参加了八届十中全会，会后，阎红彦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来到邓小平家中。阎红彦坦言这次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认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并大胆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有人怕一动百摇，我们应百摇不动”。邓小平对阎红彦的观点很是欣赏，并告诉阎红彦：“你们云南主要是发展生产。”
根据阎红彦的这一思想，1962年12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公开提出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为了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云南省委这个文件将当时全国各地秉承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名为“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省委一级领导机关，如此明确地在文件中宣称“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中共中央西南局很快注意到了云南省委的这一文件。西南局看到了它与中央提法不一致的严重性，不得不对云南省委的这个文件提出“批评”，但并未就此上纲上线。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更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已经知道了云南省委文件的内容，十分不满。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对毛泽东解释道：“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阎红彦检讨了，他们自己解决了。”当时，毛泽东引用了胡适的话对阎红彦进行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
1963年5月底，中央专门派彭真到云南作实地调查。彭真通过调查，认为云南的形势是好的，是认真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欠妥”。彭真安慰阎红彦说道：“你们搞得还好嘛！我没有什么批评的，你们自己都解决了。”“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不管大错误小错误，大家已经犯了，改了就行了。”在当时的形势下，阎红彦不得不作了“检讨”。但阎红彦对于自己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未动摇，表示：“还是照我们的办法办，邓政委批准了的，不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不搞运动嘛，不要受干扰嘛！”“我们想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全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烂，是否也非要我们折腾烂了才行？”
在阎红彦的主持下，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云南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阎红彦在云南执政的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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