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临终他留下纸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帷幕，针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表示：“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不久，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一天晚上，阎红彦去找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么！”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委婉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中央最高层。阎红彦和廖志高对于“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
1966年9月以后，全国“大串联”，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云南的“运动”虽然开始得稍晚一些，但来势很猛。阎红彦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便给在北京的老首长贺龙打电话，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忧虑，并希望老首长们在中央说说话，不能像这样搞运动。但阎红彦料想不到的是，贺龙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已经说不上话了。1966年秋，云南的形势已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就在这时，阎红彦仍然带领着省委一班人坚守岗位，抓工作，抓生产。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揭发邓小平的问题。谢富治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阎红彦立即站起来驳斥：“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陈伯达、江青见会议开不下去，不欢而散。11月，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仍然一边挨批斗，一边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贯彻十六条。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了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汇报道：“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康生也把阎红彦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接着，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和“江青、陈伯达派北京红卫兵赶赴昆明冲击云南省委”的大标语大字报。在这种气氛下，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有恃无恐的造反派进驻了云南省委办公大院，强占了云南省委书记处办公楼，集中火力揪斗阎红彦，一天11个小时轮番批斗他，不让吃饭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进驻了军区大院，并多次冲击昆明军区机要大楼，把大院搞得混乱不堪。在红卫兵的冲击下，省委领导同志根本无法正常办公。当时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住在秦基伟安排的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地做些补救工作，以减少损失，阎红彦决定在1月8日召开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
1月7日深夜12时阎红彦还为明天将要召开的会议做准备。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便向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报告。1月8日凌晨1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陈伯达对阎红彦指责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刚直不阿的阎红彦激动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陈伯达不依不饶地说道：“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的无理指责，让激动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和周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
清晨4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是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的，但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林彪、江青一伙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但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周恩来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阎红彦真的死了？”1月12日，他用专机把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周恩来叹着气，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许多老同志听到阎红彦的死讯，都极为悲痛。在1967年2月的所谓“二月逆流”中，谭震林对“中央文革”一伙人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指示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