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会议的方向看“搬兵”的疑点
按照薄一波、杨尚昆在回忆中的说法，“搬兵”问题的前提是高岗“批薄射刘”的行为干扰了全国财经会议的正常进行，致使会议“偏离了方向”。这个偏离了的“方向”，即是“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然而，纵观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就会发现：会议上“居高不下”的“批薄”并不是高岗主导的，而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历时两个月的财经会议，从筹备到召开乃至整个会议的进程，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1953年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局之年，到上半年结束时，工业总产值和税收都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也相继上马。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赤字。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经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财经会议原定于5月20日召开，筹备工作由中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负责。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的5月6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这三人：“5月20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再开）。是否可行，请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由于毛泽东所提到的会议内容涉及面很广，已经超出了财经委例会的范围；所以，中央决定改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会议的筹备，并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会议领导小组。
周恩来于6月9日约请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全国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6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块的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85—986页。】不难看出，在周恩来看来，既然是财经会议，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然而，总理思考的问题却并非完全是主席所思考的问题。统揽全局的毛泽东所思考的问题与周恩来并不一样，他是要通过这次财经会议，来解决全党对总路线的认识问题。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因此，毛泽东在会前就决定：财经会议要从讨论年初引起极大争议的“新税制”切入。6月5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有关新税制的文件印发与会人员。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案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毛泽东还亲自给这五份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51页。】
接着，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开幕两天后，也就是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尖锐地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表现”，从而为全国财经会议定下了调子。毛泽东在讲话中开篇就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接着，他就批评了脱离总路线的“左”倾右倾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 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 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 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毛泽东还逐一批评了代表“右倾表现”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也等于说，刘少奇所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观点，乃至新税制和薄一波的错误，都属于右倾错误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告诫与会的党内高层：“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由此可见，“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5页。】的修正税制错误及其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受到猛烈批判，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这次长达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6月13日正式开会到7月13日召开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为第一阶段，从7月13日到8月13日结束为第二阶段。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于大家事先已经了解了新税制的有关情况，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但总的看，会议第一阶段的进展还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从7月13日开始，会议进入了一个转折点：薄一波成为“桌面上斗争”的目标，批评薄一波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虽然未出席这次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但他对会议的进展情况极为关注。据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作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291页。】 不但杨尚昆要“每天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负责这次会议的周恩来，也要“每天向毛主席汇报会议进行情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0页。】。
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作出了重要指示。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0页。从周恩来致薄一波的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是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既然周恩来在信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明确要求，薄一波也只好进行认真的检讨。在7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薄一波作了第一次检讨，承认在修正税制问题上“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分散主义的错误”【《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10号，1953年7月13日。】。
薄一波检讨后，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 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集中地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但仍然过不了关，“批薄的调子”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一直到会议结束也并没有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