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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搬兵”问题，其说法最早来源于薄一波和杨尚昆的回忆，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已成为共识。但是，从邓小平和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会议的方向、会议的结论等方面来看，“搬兵”问题存在不少疑点。如何看待这次“搬兵”，值得我们慎重对待，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探疑
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述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文章或书籍，都要提到一起被认为是左右了全国财经会议进程的“搬兵”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由于“高岗利用中央对财经工作的批评，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暗指刘少奇、周恩来。在高岗的干扰下，会议批薄的调门居高不下，直到8月初，会议仍很难作出结论。为此，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搬兵’，请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两位副总理回京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90页。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等著作也持此说。】
这段论述中提到的两点史实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第一，毛泽东建议“搬兵”的时间是8月初，背景是“在高岗的干扰下，会议批薄的调门居高不下，会议仍很难作出结论”。第二，毛泽东是向周恩来建议“搬兵”的，“搬兵”对象是在外地的陈云、邓小平两位副总理。
这个“搬兵”问题在很多党史、国史的著述中频繁出现，至今未见异议，似乎已成人们熟知的常识定论。但科学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熟知的未必都是准确的，史学论述中的常识也需要客观史实的检验。目前的史料可以证明，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期间的“搬兵”问题存在诸多疑点，值得重新审视，并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从邓小平、陈云的有关与会细节看“搬兵”的疑点
关于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搬兵”问题的最早说法源于与此事有重要关联的薄一波。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提及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确实是很难作结论的。他是会议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后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撰文指出：“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代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
由于薄一波和杨尚昆都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重要知情者，所以，他们关于“搬兵”问题的回忆公开发表后，立刻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几乎所有论及全国财经会议的著述都要引用他们的回忆作为论据。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在讲到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时就这样写道：“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82页。】虽然这段话并没有标明出处，但与前述薄一波关于此事的回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仅在无关紧要的两个小标点上。
薄一波和杨尚昆的回忆对于研究此事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在事件发生30多年后的回忆也难说完全确切。仅从薄一波和杨尚昆两人回忆的内容来看，彼此之间的说法就有矛盾之处。按照薄一波的说法，毛泽东是跟周恩来说的去“搬兵”；但按照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是亲自“交代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那么，毛泽东的“搬兵”指示究竟是跟谁说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这两人回忆中的矛盾之处还只是记忆中的误差，那么下面的几个问题，可以看出“搬兵”问题还存在内容上乃至逻辑上的矛盾。
第一，陈云早在7月23日就由北戴河返回北京，24日就参加了会议，而不是8月初发生“搬兵”问题后才参加会议的。
据《陈云年谱》记载，陈云是6月27日离开杭州，6月29日到达北戴河休养，7月23日返回北京的。24日，陈云就出席了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25日上午，陈云又去毛泽东的住所谈话。28日晚，陈云和周恩来一道与薄一波谈话。29日和30日，陈云又先后两次参加了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的谈话。在了解了各方情况的基础之上，陈云于8月6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而且，据张明远回忆，高岗在会议期间还专门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希望他能回来在会上发言：“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向陈云谈了会议的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2页。】
第二，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并不是在高岗8月7日“批薄射刘”发言之后，而是在此前的8月6日。
高岗在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共有两次发言。第一次是在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周，也就是6月29日至7月4日之间，内容是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对此，薄一波也有明确的记述：“会议的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此时会议如薄一波所言，“讨论比较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9页。】，高岗自然也不能在发言中“批薄射刘”。第二次发言是在8月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
如前所述，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是8月6日，而邓小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同样也是在8月6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是在7月17日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修养，8月3日返回北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8月6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6页。】。可见，陈云和邓小平的发言都在高岗“批薄射刘”发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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