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龙同志注重实际,反对说空话,搞形式主义。他说:“为人民服务是个大题目,要具体化。”1965年春,为最后确定全年农业生产计划,围绕努力搞好农业生产、促进和发展农村各项建设、不断改善和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主题,谭启龙赴昌潍、烟台两地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期间陆续提出了“吃、穿、住、用、行、学、医、文”八个方面的问题,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目标,成为全省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这个“八字方针”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加赞赏。
谭启龙同志主张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秋,山东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第一阶段,谭启龙强调社教运动应坚持四个原则,即: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检查,不追不逼的方针,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社教、生产两不误；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干部参加劳动,健全财务、生产、劳动、管理等各项制度；坚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干部,检查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由于坚持了正确原则,这一阶段的社教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纠正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打击了贪污盗窃活动,刹住了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但却被批评为“不得其要,没有抓住重点”,致使运动第二阶段出现过“左”倾向,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
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军队建设。在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凡是军区的重要会议,他都积极参加,并很重视军队同志的意见。他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为军队建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使军政、军民团结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初期,谭启龙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无论在态度、工作,还是措施上,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1966年,青岛发生学生揪斗青岛市领导人并与工人冲突的事件,谭启龙两次去青岛,做了大量的工作,暂时缓和了局势。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谭启龙据实直言“大串连”严重冲击了工农业生产,提出了限制地区之间的串连及“抓革命、促生产”的建议。然而到年底已“炮轰”、“揪斗”成风,省委瘫痪,谭启龙遭到了造反派残酷的迫害。“二三夺权”后,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被送到北京保护起来。但王效禹一伙将他骗回济南,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肉体、精神折磨无所不用其极。在漫长苦难的日子里,谭启龙始终表现出高贵的共产党人的气节。他据理力争,悲愤之极时竟将挂在脖子上的牌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以示抗议。这招致了更加残忍的折磨,以致被打成重伤,长期趴在床上呕吐。残酷的折磨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谭启龙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群众,坚持决不低头、决不丧失原则、决不诿过推脱、决不伤及同志的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1969年4月,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谭启龙继续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终得解脱。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锻炼,1970年3月,调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谭启龙同志与齐鲁大地和山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经中央批准,他选择了回山东定居。他说:“我在山东战斗、工作了19年,我热爱山东,山东的老百姓好。”定居山东后,他坚持学习,关心全国尤其是山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党中央、中顾委和山东省委写出调查报告,就经济发展、农村问题及三峡工程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还力所能及地承担起山东关心下一代和残疾人事业等社会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谭启龙同志是一个孤儿、放牛娃、红小鬼出身的党的领导干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政治敏锐、党性强、觉悟高,坚持原则、顾大局、讲团结；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工作严谨,处事稳重,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谭启龙同志在一生的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激励山东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