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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振彪和那封“明电”的故事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6月29日，张国焘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6月30日，张国焘提出与中共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9月9日，张国焘发出密令，要求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分道扬镳。后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临时中央主席”。
9月9日晚，毛泽东巧妙应对，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突破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10月中旬到达陕甘边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
与此同时，远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原因是红一方面军走得仓促，把电台密码留在了张国焘那里。龙振彪回忆说：“在军事情况最严重的关头，我们二、六军团同中央的电波联络突然中断了。6月22日，我们长时间守听和呼叫中央台都没有听到对方（回音），以后几天也如此，接着是频繁的战斗和行军。对方大概由于正在处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棘手问题和通过草地等原因，也未和我们联络上。军团首长要电台特别注意与中央台的联络。我们每个报务员都非常小心和仔细地按时呼叫与守听。中央台直到9月29日夜间才叫通了。”
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时，蒋介石调集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新一轮“围剿”，企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龙山、永顺、桑植地区。
在这关键时刻，贺龙、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从吴起镇用明码发来的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接收这份电报的正是龙振彪。他后来回忆了接收明码电报的全过程：“我正与总部电台通报，对方发来一份600字的长电，我收到400字时，对方要求等10分钟。等到8分钟时，忽然有一部电台，用我与总部电台通报的波长呼叫我台。它的信号发粗，手法也不同。我发生了怀疑，双方沟通后，我问对方：你是何台？请从400字继续发。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径直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台联络，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我听后要他稍等，立即把阎知非叫来。他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王诤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联络结束后，阎知非立即将这个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作了汇报。”
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通信早在6月份已经中断，这时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贺龙和任弼时都喜出望外。但他俩对周恩来发明码电报感到困惑，担心这是敌人耍的花招。为慎重起见，当晚，贺龙和任弼时联名用密码电报致电周恩来：“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用明码发电，原因是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络密码留在了张国焘那里。如此一来，贺龙、任弼时发给周恩来的密码电报，又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喜不自禁，第二天即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张国焘的回电，让红二、六军团有了突围的方向感。贺龙和任弼时接到从张国焘那里发来的密码回电后，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龙堰峪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会议，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破敌人的沅水、澧水两道封锁线，进入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这个决定，其实就是红二、六军团向红四方面军靠拢的决定。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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