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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7月，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9月，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10月，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毛泽东巧妙应对，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却因密码留在张国焘手上，导致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系。
半年后，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和任弼时接到中共中央的明码电报。为了核实电报的真实性，贺龙和任弼时用密码复核。结果，复核电报落到了张国焘手上。这样一封阴错阳差的密电，使红二、六军团找到了长征的方向感，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支队伍，加快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程。而接收这封电报的人就是龙振彪，他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
■龙振彪走进红色电波世界的那段故事
龙振彪，1914年2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石桥乡梅田村，1932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5月，他被选调到湘赣军区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对走进无线电训练班的情形，龙振彪回忆说：“眼前的一切使我惊异，感到神奇、新鲜和陌生。我见到了‘霍姆莱特（一种借助人的臂力提拉而发动的汽油发电机）’。它嘟嘟地吼叫着，冒出黑灰的烟尘，空气里有一股汽油的燃烧味。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几只黑色的电瓶。我见到了现在看来已十分简陋的‘哈特莱’电路的发报机和3个电子管的再生式线路收报机。但在那时这一切却是新技术，维系部队和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远远胜于骑兵通信和地下交通员的长途跋涉。我就是在那时听到了电波传来的讯号声，听到了不知哪个城市的广播声音的。”
龙振彪还说：“那时候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他在中央军委时担任过无线电队政委）非常重视无线电通信工作。他亲自选送优秀干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在我们之前已举办过一期训练班，有8位同志学习。我们第二期同学有旷泉吉、肖荣昌等7人。一只蜂鸣器，一只手键，这就是我们的教具。它只能发出低频振荡器的模拟声。全部课程，收发电码、通报用英语会话、电学基础知识，都是王永浚教的。那时电码收发是我们的主课。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王永浚都坐在一张简陋的课桌后面，教我们这些几乎半文盲的青少年收发报。”
4个月后，龙振彪从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当报务员。此时，红军正在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地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代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萧克已率第十七师到九江一带活动。龙振彪从训练班回到红六军团做的第一件事，是与红六军团电台监护排和运输排的战友一起，挑着机器，抬着发电机和电瓶从永新向埠前方向转移。永新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后，龙振彪的主要任务是去找红十七师部队。这时，他获悉，萧克率红十七师打回永新县东乡一带。于是，龙振彪到东乡找了几天，最后在高头桥找到了红十七师部队。从此，龙振彪与“霍姆莱特”和“哈特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国民党军“围剿”面临巨大困难。7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指挥红六军团辖第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西征，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7月19日下午，龙振彪随红十七师从药子山经水里、白露向梅田村结集。龙振彪回忆说：“7月23日下午，我军（红六军团）从牛田出发，经遂川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又连续冲破四道封锁线，转战千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11日进至湖南的桂东，随之占领沙田。23日由沙田急行军，一天走了70公里，准备抢渡湘江。因敌人先期占领了渡口，后面敌人又追上来，于24日3时我军进入湖南著名的阳明山。当晚7时，全军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庙附近露营。”
露营时，萧克说：“电台立即架设天线，与中央联络。”
龙振彪和电台的战友们一起，立即在大庙里架设天线，很快便与中央联络上了。萧克从电台里获悉，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陈洪时已叛变，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回苏区已不可能，萧克等人决定直插湖南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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