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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牛娃到留洋专家
我的父亲刘咸一是黑龙江望奎县人。他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虽然父亲渴望读书，但家里没钱，只好去放牛。
父亲直到十几岁才得以上学读书，但他聪颖过人，读起书来又如饥似渴，其进步令人咋舌。那时候，东北王张作霖虽然是个军阀，但十分重视教育。为了培养人才，他设立奖学金，官费资助学业优异的拔尖人才出国深造。有一年会考，父亲一举夺得望奎县第一名，继而又考得东三省的第一名。于是，他有幸认识张作霖，并以东三省“头名状元”的身份得到奖学金资助，于1927年东渡日本，到明治专科学校学习化学专业。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难，但少帅张学良同样支持派人出国留学。听说在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张学良还到过日本，并亲自点名接见了我的父亲。在日本明治专科学校留学这三年，父亲眼界大开，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不断探求知识和真理。1930年，父亲从日本毕业回国。恰好此时张学良也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人才出国学习。父亲再次一举成功，获得到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德国深造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父亲不但成为一名化学专家和机械学专家，而且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父亲于1930年加入由高尔基、宋庆龄发起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革命，并在1933年由江隆基、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共旅欧总支部设在法国，在德国设有支部。为了工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德国支部对外称“德国语言组”。德国支部的前三任书记分别是朱德、谢唯进和王炳南，第四任书记就是我的父亲。在德国的革命活动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影响了父亲的后半生。
1936年，在巴黎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的吴玉章，用平信给柏林的中共德国支部布置党的工作和有关活动。此前，大家用平信通信，没出过问题。但是，这次吴玉章的信不幸被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特务截获，并知道了全部内容。国民党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与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勾结，企图破坏我们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就把截获的信件原样糊好，投放到“德国语言组”的地址，并布置特务，准备抓人。到那里取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当场被捕。然而，当时的“反帝大同盟”是公开的，父亲在其中也已挺有名气。他的被捕，激怒了“反帝大同盟”，从英国到法国、德国，都有人起来声援我父亲，听说当时欧洲不少报纸都有文章声援，呼吁立即释放。而且，国民党的报纸也登了父亲被捕的消息。敌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又承受巨大舆论压力，将父亲关了十多天后，不得不放人，但同时宣布将父亲“驱逐出境”。对这段历史，吴老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专门作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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