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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和共鸣
在艾思奇到达延安之前，毛泽东主要通过阅读他的著述而受其影响。1937年10月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 他们二人则通过交谈、组织哲学研讨会等互相启迪。一方面，艾思奇在与毛泽东的近距离交往中从哲学上为其释疑解惑，甚或为毛泽东的光辉篇章贡献个人智慧；另一方面，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从总结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中走向成熟和多方面展示的时期，艾思奇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较大提高”（《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私人交谈是毛泽东与艾思奇哲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有两封信记录了他们的相关交往。其中的一封写于1937年。艾思奇初至延安时，毛泽东派人到艾思奇住所，送去自己阅读《哲学与生活》的摘录稿，并附信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2页。）“再考虑”、“详情当面告诉”等内容表明毛泽东和艾思奇就此即将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另一封信写于1938年1月12日夜。信中提到：“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毛泽东忙于政治、军事等各种事务，但对艾思奇可以来访的时间规定得如此宽泛，足见他对两人交谈的看重。而从信中提到的“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我没有《鲁迅全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8页。）等显得有些突兀的内容来看，此信是以之前的某一封信或某一次交谈为基础的。毛泽东与艾思奇的私人交谈应该远远不止当前有据可循的这两次，而且两人交流的内容还比较广泛，哲学应该只是基本话题之一。
有研究者推测，“持久战”是毛泽东和艾思奇当时交谈的话题。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而在1938年5月5日，艾思奇曾题词勉励一名新学员：“团结全国为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及建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斗争到底”，题词内容表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论持久战》的精神（参见《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从中可见，艾思奇较他人更早地了解毛泽东关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思想，这应该是平日里两人的哲学交往使然。这些近距离的交往，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入贯彻哲学的辩证法、为艾思奇后来对《论持久战》中的哲学观点作深入解读奠定了基础。（参见《艾思奇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页。）
小组研讨是毛泽东与艾思奇哲学交往的另一渠道。艾思奇和毛泽东至少共同参加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组。第一种是新哲学会。该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受毛泽东委托于1938年创立。参与讨论的有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也有党的理论工作者周扬、茅盾等人。作为新哲学会会员，毛泽东不但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进展，还经常参加讨论，共同研究问题，以致在总结学会的年度工作时，艾思奇曾将《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和发表也算作成果之一。（参见《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第82页。）第二种是哲学研究会。该会由毛泽东于1939年初亲自组织，艾思奇负责辅导。与会者有萧劲光、吴亮平、杨超、和培元、莫文骅等，每周在毛泽东住所聚会讨论。内容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具体程序是：艾思奇起草学习提纲，莫文骅等负责具体讲解，大家参与讨论，毛泽东总结发言。毛泽东根据哲学研究会的学习心得，起草了供广大干部学习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纲》。（参见李今山主编《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第三种是哲学六人小组。1939年，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哲学小组，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和杨超。当时他们主要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例如，他们讨论了《矛盾论》的第一个版本，并提出既然写到了“主要矛盾阶段”，就得对“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做出解释。毛泽东吸收了这些意见。（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总体来看，在这三种哲学活动小组中，都不乏毛泽东和艾思奇的身影。也正是在这种主题鲜明的哲学交往中，毛泽东集思广益地借鉴并吸收了艾思奇等哲学家的思想火花，而艾思奇则充分学习、体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彩之处，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宣传毛泽东的“两论”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通过多种形式的哲学交往和互动，毛泽东与艾思奇产生了一些思想共鸣，两人相继提出并阐发“中国化”命题即为这种互动的重大收获之一。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490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研究者依据两人提出“中国化”的先后顺序，认为在“中国化”上是艾思奇影响了毛泽东，这一理由显然不够充分，毕竟在井冈山时期深受党内教条主义者排挤的毛泽东，于1930年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这种强调多少带有“中国化”的意蕴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是富有革命经验的毛泽东熏陶了艾思奇，但是从艾思奇长期对哲学大众化的倡导来看，他也意识到“中国化”的重要性。然而，两人在相隔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提出“中国化”绝非巧合。虽说今天已很难分清在“中国化”的阐述方面，究竟是谁启发了谁，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确定无疑的。只是两人强调的角度略有不同而已，“艾思奇主要是从理论研究和传播的角度，毛泽东则侧重于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的”（徐素华：《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这种相异之处与其身份的不同有关。艾思奇着眼于哲学的繁荣和发展，毛泽东则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进展状况以及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根源。他们一前一后在“中国化”上表现出一“唱”一“和”式的“连环”举动，或许是两人内在的哲学共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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