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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主持编写的堪称范本式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较多吸收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该书按照《矛盾论》章节的名称、框架和逻辑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了转述性展开，将《实践论》作为《认识和实践》、《真理》两章的中心内容，采用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法，囊括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观点。（参见韩树英：《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视野》2008年第2期。）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是相当彻底的，它能对毛泽东的哲学观点作如此全面的阐述，与艾思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艾思奇受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第二层表现为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和深入传播。“宣传”即为“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但在进行这种宣传之前，艾思奇本人必然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了透彻认知和高度认同。艾思奇在宣传毛泽东哲学观点中所呈现出的两大特征，更证明了毛泽东对其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宣传的全面性。艾思奇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力度和广度非他人所能及，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尝试阐发毛泽东哲学观点，一直到1966年病逝前夕，他都不曾中断过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莫大热情。他对毛泽东著作中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篇章基本都进行过宣传，不但积极追溯了他早期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哲学闪光点，对于著作中的名篇更是反复解读。他作过多场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专题辅导报告，也多次在相关主题的文章或报告中评介“两论”的要点和精华。二是宣传的深刻性。他善于准确把握毛泽东哲学理论中的精髓，曾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在三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8页。），又指出关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总公式“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526页。）。他对毛泽东这一观点之哲学意义的高度强调，也为读者理解他修订《大众哲学》时为何删除原有相关论述提供了注脚。他还善于动态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他曾提到，《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对认识总规律作了重要补充（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821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领导方法的规律（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654页。）；要注意毛泽东关于数量分析方法亦即“胸中有‘数’”的理论意义（参见《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486页。），等等。艾思奇宣传工作的深刻性更体现在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续思考和深度阐发。他认为《实践论》蕴含了这样的哲学道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到理性认识。”（《艾思奇全书》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艾思奇联系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来解读和发挥毛泽东的哲学观点，无疑较好地领会了毛泽东反教条主义的主旨，今天读来也不失其启发性。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饱含着深厚感情和丰富创见。他的宣传和阐发，一方面，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推动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化；另一方面，也是他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理念的继续和实践。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艾思奇的哲学互动呈现在三个层面，而且它们节节相连。正因为先有毛泽东对艾思奇哲学才华的欣赏，才有二人在延安的私人会谈和小组讨论。而这种哲学的近距离交流和思想碰撞，为艾思奇后半生潜心吸收和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就艾思奇的个人哲学生涯而言，研究者普遍勾勒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北京时期（或者中央党校时期）”三大主要阶段。联系这一划分法，不难发现，艾思奇的“上海时期”，主要是他的著述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产生影响的阶段。“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与他频繁的哲学交往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毛泽东也阅读了艾思奇编著的《哲学选辑》等著述，并留下了不少阅读笔记，艾思奇在整风运动中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过一些宣传研究，但是双方的思想交流和共鸣是最令人瞩目的，期间的交叉性可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必要过渡。“北京时期”主要是毛泽东影响艾思奇的阶段。这一时期，艾思奇修订或编著的书籍明显吸收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而且对其哲学思想的宣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数量之多而达到高峰。因此，只有全面把握毛泽东与艾思奇在哲学互动的三重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两人的哲学情缘。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1批面上资助项目“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研究”（资助编号：2012M51047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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