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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
虽然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观点受到艾思奇的较大影响，但是他并未止步于艾思奇，而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哲学概括或剖析，哲学思想进一步升华，因此，他的不少哲学观点又超越了艾思奇；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就使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吸收和传播成为可能。因此，两人的哲学互动在经历了延安时期的哲学交往之后，毛泽东也对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艾思奇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他在著述中对毛泽东哲学观点的吸收。早在1939年撰写《哲学研究提纲》时，艾思奇提出要注意“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这就是受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某些思想的启发。（参见李君如：《艾思奇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探索与争鸣》1986年第3期。）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影响在其刚至延安不久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发生了。
不过，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观点最为明显的吸收，则是他对《大众哲学》所作的某些修订。艾思奇在此书中作了与毛泽东著述相关的三大修改。一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标志性提法。如强调“认识事物规律必须了解具体情况”时，他引用了毛泽东的独创性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述“从中国革命实际中找出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时，他借用了毛泽东新解的“有的放矢”、“无的放矢”、“实事求是”等词语；在分析认识之于实践的内在要求时，他引用了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形象用语。（参见《艾思奇全书》第4卷，第577、620、651—652、661—664页。）二是阐述某些哲学观点时与毛泽东的相关提法和事例有明显相同的痕迹。如界定真理的绝对与相对关系时，毛泽东将列宁的相关思想表述为“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艾思奇修订著作时，放弃了原版中“真理在形式上是相对的”、“在内容上是绝对的”提法（参见《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506页。），而改为“全部绝对真理乃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大众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又如，为强调内因的重要性，艾思奇在修订版中搬用了毛泽东关于“温度能使鸡蛋而非石头变鸡子”的事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大众哲学》，第170页。）虽说用“鸡蛋孵化成鸡”来举例似乎是艾思奇的首创，但是，拿鸡蛋和石头作比较却是毛泽东的发明。再如，毛泽东曾反复援引中国社会的不同阶级，来说明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及其转换，而艾思奇在增设的章节中，也选用不同的阶级来阐释对立统一规律。（参见《大众哲学》，第190—191页。）三是修订本贯穿了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观点。它借鉴《实践论》的写法，强调“实践是我们一切认识的基础”，并且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同时又模仿《矛盾论》的做法，对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做了更充分的阐释，更突出了矛盾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艾思奇对《大众哲学》进行如此大幅度的修改，绝非一时冲动，他在修订本例言中曾坦陈心迹：“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并且也因此使我们看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如何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习所得，尤其是整风以来的学习所得，努力想把这些发展的成果加以吸收。”（《艾思奇全书》第1卷，第609页。）显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修订本中引用、转述、贯穿毛泽东的某些哲学论述，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结果，他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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