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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修身进德方面的传统书籍，相对而言，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1021—1086）和张居正（1525—1582）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三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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