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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学以致用
蒋介石有时也会为了某一具体目标和计划而阅读。1932年蒋介石的阅读经历，即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1932年2月19日，蒋介石阅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后写道：“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两天之后，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益觉本身知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请地质学家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的分布，其中谈到东三省的煤铁矿业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尤其是中国铁矿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日本占有。蒋介石听后“惊骇莫名”，在日记中写道：“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敌国侵略计划及国家基本资源的分布情况，竟如此茫然无知，确令人惊骇。这显然与其长期的阅读取向与知识结构的偏颇大有关系。
1932年2月29日，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力行社”。该组织是蒋推崇俾斯麦铁血主义的产物，意在以法西斯手段镇慑国内的反对派。3月3日，蒋介石开始看《俾斯麦传》。4月20日日记载：“看《俾斯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
作为特务组织，收集情报十分重要。为此，他专门找来一本《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读，“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 4月22日日记称：“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从蒋介石的阅读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他建立“力行社”的思想基础及其特务情报组织的技术来源。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讲课，内容涉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国际经济形势、苏联计划经济、各国统计制度、统计学、土地学、教育学以及中国矿产资源分布、币制等专题，范围相当广泛。他在听完西方各大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后，得出结论说：“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这虽然只是蒋的理想，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政治取向。
从广义的角度讲，听讲也是一种阅读。因此笔者有意将蒋介石的听讲纳入其阅读史的主题下讨论。请什么人讲，讲什么，自然由蒋介石自己决定。由于阅读必须依赖现成的书刊材料，当某一问题急需了解，却缺乏适当的参考书籍时，请专家讲解，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后，蒋介石仍不定期请专家讲授，但没有1932年那样频繁。
由于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其阅读范围势必受到限制。比如有关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蒋的阅读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时期接触过马克思和杜威的学说外，抗战时期阅读黑格尔，就要算是其阅读史上值得一记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原来还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
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阅读兴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对政治人物蒋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寻常。更令人称奇的，是下面这则日记：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
蒋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尔哲学”太晚而失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研究”。蒋介石并不滥用“研究”一词。而对黑格尔哲学，蒋介石日记中却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二字。蒋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尔的话作为格言记在日记中。
持续三年的阅读兴趣，几乎可以认定蒋介石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甚至信仰黑格尔的学说。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本以为他信仰了黑格尔学说，没想到转了一圈，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应该说，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摘自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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