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共谈判，站在共产党一边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而当年蒋介石入川时，陈立夫曾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都没去。
在重庆，张澜借住在朋友鲜英的住宅——特园，这里是民主人士在重庆聚会和议事之地，董必武赐名“民主之家”，冯玉祥手书题匾。8月30日上午和蒋介石会晤后，毛泽东下午登门拜访张澜。
毛泽东到了特园以后，从楼梯底下开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里面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当时就愣了。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他感慨万分，当时就对毛泽东非常崇敬。
毛泽东走后，张澜对在场所有人说：“得天下者毛泽东。”张澜一向谨言慎行，可是这次却断然做出了结论。
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账。毛泽东一听，称赞他是名不虚传的“川北圣人”，“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当日晚，张澜就写好了公开信，这就是9月18日重庆报刊上发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在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为第三方势力。共产党为争取民盟站在自己一边，毛泽东多次找张澜谈话，几次长谈后，张澜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召开旧政协会议前，周恩来与张澜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一致行动。当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准备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时，张澜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7年3月，国民党驱逐中共和谈代表，同年10月又宣布民盟为“非法”，勒令自行解散，否则便行逮捕。民盟的解散，对全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张澜对此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许多民盟负责人避往香港后，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这反使他更坚信第三条道路走不通，跟随共产党才有希望。张澜此时年近八十，重病缠身，国民党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其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而国民党男女特务则化装为医护人员轮班去监视。
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张澜明确地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想杀害张澜，但又考虑到其他原因，蒋介石给特务下令先不要动手。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北上，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他们。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我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上的一艘轮船上，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艘船。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阎锦文只得告诉罗隆基他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他们的。罗隆基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张澜才放心。
杨虎当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想投向新政府，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因此张澜和罗隆基才被救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