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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篇口头讲话转化为经典文献的过程，不难看出一些重要门道。
第一，讲话都酝酿于形势发展的关键时刻。《论十大关系》出现在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之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八大必须回答中国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路子应该怎样走。刘少奇当时正在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听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高兴地对起草组的人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发表《正处》讲话的背景是，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个别地方出现了罢工罢课现象，文化艺术领域因贯彻“双百”方针，出现了不少争论，怎样看待这些社会矛盾，必须回答。按斯大林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只有敌对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要因循此说？《正处》作了鲜明的理论回答。《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出现在人们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围绕与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央需要表明态度。可见，三篇讲话，都是形势“逼”的，实践要求的，人们希望有“说法”的。都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毛泽东以他的政治敏锐性及时地发现并紧紧抓住突出而重大的问题，作分析，提判断，拿方针，“做文章”。于是，三篇讲话一出，人们会觉得很及时、很需要、很解渴、很重要。
第二，先“听”后讲，观点出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来的。为了讲得有把握，讲得切中需要，讲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事前总是在不同范围听取意见，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讲话的针对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
第三，反复征求意见，补充和完善讲话的观点。既是口头讲话，就不能要求一开口就讲得那样精确无误，那样缜密周到，那样天衣无缝。特别是新的理论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讲周全的。毛泽东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曾以自己为例说：“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讲出来的经典文献，常常有多种“文本”。例如，讲话提纲，口头讲话的原始记录，报道讲话的新闻稿，作者自己的改稿等等。口头讲话不过是诸多“过程稿”之一，不能要求一步到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正处》，经历了不同场合多次讲，反复听取各方面的讨论，自己又予以回答总结的过程，这事实上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和大家讨论的过程，是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
第四，书面修改是确立和表达观点最重要的环节。动手修改讲话稿，是确立和表达观点的最后环节，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泽东的书面修改，不只润色文字，同时还包括弥补口头讲话不周全、不准确、不充分、不精练的地方。有时还要根据讲话后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强调一些内容。他不光自己动手反复修改，还请别人诸如“秀才”或其他领导人帮助修改。1963年11月，毛泽东曾同外宾谈到：“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正是这“想一想”的书面修改，把口头讲话锤炼成为了经典文献。
修改讲话稿的目的是为了更正确地指导实践。上述毛泽东三篇讲话的基本精神，当时作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在实践中起到了相应的政策效果。但其中两篇随着毛泽东关注思路的变化，只作为文件印发，生前没有同意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正处》，加进了后来形势变化后作出的一些新的判断，虽属必然，但其中个别观点不一定符合实际。看来，好思路好观点提出不易，坚持和落实也不易。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路观点，既然符合实际，又受到欢迎，就不宜轻易搁置，应让它在实践中持续结出果实来。这是谈三篇经典文献形成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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