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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基本内涵的认识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还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至20世纪7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但陈云以务实的探索精神，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思想和意见，其中突出反映了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基本内涵的认识和思考。
（一）从农轻重的内在关系阐述了正确处理三者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5]陈云把三者的发展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仅从量的方面认识重轻农的投资比例关系，而且从质的方面论述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充分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内在辩证关系。1955年3月他在“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时指出：我国经济建设中“为什么要用重工业作重点呢？因为改变我国农业、铁路交通以及其他方面落后状态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发展重工业。”[16]同样，现在许多轻工业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为了发展轻工业，也必须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陈云认为，我国工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启动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基于这种认识，他根据《论十大关系》关于调整重轻农投资比例的方针，指出：重工业的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17]这就深刻地分析了农轻重三大经济部门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质的方面认定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三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二）从统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阐述了促进工业化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路径
统筹兼顾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和“一五”计划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1957年1月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18]陈云的贡献在于把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统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思想。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19]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之后，陈云又反复强调搞经济工作一定要统筹兼顾；“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20]；“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21]显然，陈云所讲的统筹兼顾，是要统筹规划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综合平衡，体现了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可以说，统筹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题思想。即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推动工业化建设，首先必须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通盘筹划，正确处理工业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和矛盾，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使工业化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综合平衡中持续协调地发展。
陈云认为，工业化发展的各种关系问题，“毛主席讲我们有两个矛盾没有解决，这是对的。一是国力与建设的矛盾，一是经济建设内部、工业内部的矛盾。这些是决定全局的问题，如果搞不好，怎么忙也解决不了问题。”[22]围绕这两大矛盾，陈云着重从国力和按比例发展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统筹工业化在综合平衡中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
第一，根据国力安排工业建设规模，保持工业化在全国经济稳定中发展。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是我国工业化建设中最高层次的一对矛盾。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无论从财力、技术力量、设备供应的哪一方面讲，都是十分有限的。1955年3月陈云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国工业的“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要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这就是说，必须根据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力量，能否供应设备。”[23]1957年1月他总结1956年冒进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并告诫：“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24]这就是说，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工业化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持续稳步地发展。“大跃进”运动盲目赶超的教训，证明了这一工业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第二，统筹工业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内部各部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工业化建设是经济建设最主要的部分，但国民经济内部结构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按比例协调发展。陈云认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这是工业化大生产必须遵守的法则。1954年6月他写给中央的“一五”计划汇报提纲中，详细地分析了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和运输业、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给等的比例关系，指出：“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25]三年“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严重失衡。1961年9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大区书记汇报会上建议工业指示把“综合平衡”单写一条。他解释说，“不搞综合平衡，比如‘一马当先’，‘四保’，即保钢、保煤。保粮、保棉，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搞一下，不能经常搞。综合平衡与单打一不一样，如果单打一就会打断经济上相互间的联系。工业是很复杂的，是相互依赖的，单打一就打乱了。”[26]
第三，统筹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工业化建设不仅需要与外部各部门各产业的协调，还要工业内部结构的平衡。1956年12月陈云指出：“工业、交通等内部的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首先是工业内部应该有适当的比例。现在，各说各的少，弄不清楚。应该按照中国的情况，研究出正确的比例关系。”[27]“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非常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还是比较注意“工业化体系”建设。然而，“大跃进”时期片面追求“以钢为纲”，引起了工业内部结构的畸形化。陈云多次总结这一教训，他在1962年3月说，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28]后来他又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29]
第四，统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协调发展。工业布局是全国各地区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一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陈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国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30]“一五”时期工业投资重点放在内地，对沿海发展重视不够。陈云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1954年12月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就指出：“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31]1955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必须统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协调发展。他说，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如有一种“只注意本地，不注意别的地区。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32]为此陈云积极主张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以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不要使沿海城市已有的生产设备闲置。
（三）从建设与民生问题的辩证统一关系，阐述了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模式
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工业化的两大目标取向，陈云认为二者必须兼顾，并精辟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他看来，第一，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工业化之初，战略目标侧重于发展工业，并把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装备的重工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这是必要的，但我们既要搞工业建设，又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33]第二，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主要部门，轻工业和农业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主要部门。因此，正确处理重轻农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与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与农业的平衡问题。建设与民生的关系，大概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34]第三，发展工业和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根本体现在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也“是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最高目的。”[35]这一既要建设又要人民，最终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始终贯穿在陈云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整个过程中，与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把我国经济建设成为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相吻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民为本”的根本目标价值。
改革开放前陈云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成果，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并未能根本超越传统工业化模式，但毕竟是一种突破，对工业化初期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继续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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