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思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决策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的思路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陈云在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主体性错误，指导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新的思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新贡献。
（一）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层面思考工业化协调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调整传统工业化模式，改变过去仅限于平衡农轻重关系的认识，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向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转变。1979年陈云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领导国民经济新的调整中，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的角度多方面分析了工业化发展战略问题。
第一，根据产业结构综合平衡确定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传统战略中的重点是固定的，注重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特别是钢铁产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综合平衡并不是没有重点，而是放在部门、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协调上，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特别是新兴部门不断会成为发展重点。“六五”计划将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和教育、科学事业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并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主要决策者之一陈云认为，建设要有重点，现在看，这些重点“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的。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36]实践证明，这种思路更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基本建设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发展速度与效益的统一。1979~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进一步暴露出过去工业建设中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高积累低效率的痼疾。根据以往经验和新的情况，陈云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基本建设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1979年6月他谈到冶金工业的重点时说，“重点应当是抓质量、品种、规格，这个抓上去了，作用就大了。欧洲有些国家钢的数量并不大，与我们差不多，但是由于质量、品种解决得好，作用很大。”[37]1981年9月谈到工业、财贸进行体制改革，推行责任制时又说，“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否则要害民、害国。”[38]陈云认为“六五”计划主要特点是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
第三，在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上，陈云认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现代化”[39]。现代化建设既要以发展最先进的工业为主体，又要考虑到与其他行业的发展相协调。1979年3月他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中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当前“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40]现代化与工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范围更广，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内涵。这实际上蕴含了从现代化视角对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认识。
（二）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思考工业化发展新路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新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陈云在思考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拓展中国工业化新路径的思想。
在体制改革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利用市场调节，是陈云长期探索并形成独到见解的一个重大问题。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改革思想。改革开放后，陈云总结了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率先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观点。并从“基本的主要的”和“从属的次要的”[41]关系，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42]，再发展到“鸟笼经济”[43]思想，对两者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应该说，即使是“鸟笼经济”思想也难免有着计划经济的历史局限。因为“笼”与“鸟”的关系虽然蕴含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关系的思想，但毕竟仍然仅局限于“搞活经济”这一块，而并不像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涵盖全国经济的范围。尽管如此，从中国渐进性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视野来看，这些新思考却有着开创性和必经阶段的启后意义。而且，1981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起步时，陈云便预见到“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44]因此，这些新思考对中国工业体制改革及工业化新路径的开拓，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一是有利于工业化建设中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陈云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45]二是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对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陈云多次高度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46]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现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这“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47]
在对外开放方面，早在1973年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48]还提出要研究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学会利用商品交易所。陈云这种在当时充斥极“左”思潮年代里凸显出的远见卓识，在改革开放初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来进行建设。并提出在资金不够、量力而行的条件下“可以借外债。”他指出：“借外债来搞建设，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49]二是认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中国人多，应当大搞“劳务出口”，还可以对外投资，如“利用世界钢铁不景气的机会，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搞合营”。[50]后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更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合作。这一新途径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自我封闭和半封闭模式，而且创新了中国工业化的开放模式。显然，陈云在对外开放初期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当时探索的一个重要突破。
（三）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思考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外延式、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新建企业，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造成资源浪费巨大，经济效益低下。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弱点便逐渐显现出来。“六五”计划开始提出扩大再生产方式必须由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换，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对此，陈云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问题上的探索和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科技创新上，一是提出在工业建设中，重点应放在利用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陈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51]为此，他建议“一方面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攻关。”同时应该学习日本，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以后把它加以消化”，这“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52]二是强调紧紧抓住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1984年3月陈云听取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汇报时说：“世界上即将出现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就是这场技术革命的两个代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自动化，对经济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这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是一场新的挑战。”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一定“要把电子工业搞上去”。[53]
在经济持续发展问题上，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强调，工业建设中要尽早注意“水资源”和“工业污染”两个问题[54]。随着“六五”、“七五”计划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资源环境破坏状况呈上升趋势。陈云更为关注发展中资源环境的保护，痛斥农业、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疾呼“应当引起重视”。强调要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当作“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来抓。[55]并提出应该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重要性，要把它们同国民经济计划一样，“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加以实施。[56]
陈云在上述两个问题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是很富有远见的，实际上涉及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蕴含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思想。
总之，改革开放后陈云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仍难以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但从历史发展看，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凸显了陈云作为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在探索过程中的思想价值，这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