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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了现代新闻事业在新疆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之前，新疆的新闻事业十分落后。1938年，先后有9名中共党人到新疆日报社工作，萨空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新疆，并被盛世才委任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的。萨空了来了之后从内地招聘来近10名技术人员。[6]此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的赵实（化名王宝乾），是从苏联来的联共党员，同时兼任新疆民众反帝会秘书长。中共党员和联共党员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彼此没有组织联系，在报社工作的有汉族，也有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这批共产党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认真贯彻周恩来关于“要把报纸办成我们党在新疆地区的一个新闻阵地”的要求，[7]把各民族职工，特别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骨干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办好《新疆日报》，为宣传“六大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建设新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大造舆论。《新疆日报》原有塔城、伊犁、阿山（今阿勒泰）、喀什四个分社，1939年新疆日报社委派共产党人到阿克苏、和田增设了两个分社。那时《新疆日报》的主要编辑人员都是中共党员。在中共党员到来之前，属于不定期出版，根本无新闻可言。共产党人进入报社后，对报纸进行了包括宣传内容、编排技术等一系列革新，加强了队伍建设。通过革新，质量有极大的提高，发行量大增，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重庆的《新华日报》一样，成为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成为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的坚强阵地，获得省内外读者的高度评价。有一位香港读者来信说：“你们的报纸立场明确，言论公正，堪称《新华日报》的姊妹版。”还有的读者写诗，赞扬“新疆日报真实伟大”、“日日翻新”。这时候，《新疆妇女》、《新疆青年》、《新芒月刊》等刊物相继问世，上述刊物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战，宣传五四新文化，鼓舞各族人民建设新新疆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新疆新闻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六）促进了现代教育事业在新疆的发展
抗日战争之前，在新疆，尤其是在南疆地区，国立和公立学校很少，很多乡村根本没有学校。汉族学生在私塾读书，念《百家姓》、《千字文》，读《论语》、《孟子》。民族学生在清真寺念经文识字，受着宗教教育。成人更是文盲充斥，识字的人很少。中共党人来了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有27人先后担任过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领导职务，并开展教学工作，还有杜重远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也投身于新疆的教育事业。他们团结各族教育工作者，为了发展新疆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一是健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建立规章制度，稳定教学秩序，提高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效能，使教育工作开始有序进行；二是在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的支持和努力下，教育经费逐年增加，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学校；三是培养各族师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编译出版各种小学教材，使各族儿童有书可读；四是重视社会教育，除学校教育外，创办了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孤贫教育，以及其他各种训练班和讲习会，教育厅还发起冬学运动，在南疆还开展劝学运动，大力培育新一代各族青年；五是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想。通过这些措施，使新疆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一些游牧区结束了过去没有学校的历史。据统计，到1942年，全疆公立会立学校2463所，学生27.11万人，比1937年增长1.4倍；大中学校8所，在校人数3787人，比1937年增长27.5%；以扫除文盲为主旨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8]沈雁冰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以后，举办了文化干部培训班，在全疆招收各族青年200多名，经过一年多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新疆文化战线的骨干。毛泽民创办了迪化财政专科学校，培养了数百名财政金融专门人才。中共党人在新疆日报社举办了三期新闻技术培训班，培训新闻工作者140多名。反帝会、妇女协会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培训人数达到2000多人。
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想，新疆学院的深刻变化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等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制订了“教用合一”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八字校训，并决定以“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作为建设新校风的基本方向，设置了《新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组织开展暑期实践活动，聘请内地著名学者到新疆任教等等，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给学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这所还未脱离旧式私塾状态的学院被改造成了培养进步青年的殿堂，成为宣传抗日的基地，成为推动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主阵地。
（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性在新疆的宣传
当时，虽然有“三不”原则在限制着，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默默无闻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宣传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自身所具有的先进性，使新疆各族人民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影响和培养了一批较高素质的进步青年。黄火青回忆在新疆工作的经历时说,那时“虽然没有党的组织，我们这些人还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把本身的工作做好。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本着这个精神做事情的。”[9]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和田当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和田专署专员等职务的阿布都热依木?力提甫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和田工作的“这些中共党员和那些旧官吏完全不一样。这些共产党员穿着朴素，生活简单，待人平等，工作辛苦。”“不仅我们这些常与他们接触的青年人尊重他们，而且许多老百姓也很敬重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共产党员为和田各族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赢得了和田人民的尊敬。和田维吾尔族人民通过他们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10]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新疆日报社工作过，后来为新疆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的维古尔?沙依然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说：“那时，在报社工作的来自延安的同志虽未公开宣布自己是中共党员，但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工作的人，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从他们编写的稿件中，都能感觉出来他们与常人不同。他们以自己的言行、思想、观点、强烈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他们的教育使我坚定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念”。[11]1942年，中共党员被盛世才软禁以后，在报社工作的进步青年继续在报纸上宣传抗战，发表进步文章。1944年，在报社工作的李泰玉、赵新亚等人，秘密参加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出版油印刊物《战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后，在报社工作的刘一匡（欧阳石）、王怀平（尤力）和新疆学院学生杜芳（孟挺）等毅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革命行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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