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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修辞方面的技巧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语言修辞技巧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除了常用的比喻之外，他们都喜欢运用诸如拈连、仿词、词语活用等特殊修辞手法，以收到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效果。
（一）比喻。毛泽东把文化产品区别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指出：“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鲁迅则将文艺作品区分为“佳花”和“恶草”两类，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
（二）拈连。毛泽东运用拈连的例子，如：“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这里由“打内战”顺手拈连出把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由“剿共”拈连出“剿”出“一党专政”、“满洲国”以至“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由“呼吁和平”拈连出“呼吁战争”。
再看鲁迅运用拈连的例子：“绕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这是由“打门”拈连出“打出一个小使来”。访友不遇，作者要求“在这里等一等”，“小使”说“不成”；作者“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结果是：也不成！”这两个“不成”，加上此前“行到东长安街左近”要穿马路时，“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所以作者说“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这里将他人说的“不成”，说成自己“不成了大半天”，也具有拈连的性质。
（三）仿词。毛泽东运用仿词的例子如“国民党军队……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这些例句中的“外战、武化团体、小众化、旧闻、阳谋”即分别由“内战、文化团体、大众化、新闻、阴谋”仿造而来。
鲁迅使用的仿词如“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这些例句中的“有聊、疾善如仇、狭人、婆理”。即分别由“无聊、疾恶如仇、阔人、公理”仿造而来。
毛泽东和鲁迅还仿造成语以表达幽默、讽刺、揭露等特殊含义，如毛泽东依据“走马看花”仿造出“下马看花”；鲁迅按照“寿终正寝”仿造出“枪终路寝”和“寿终牢寝”。
（四）词语活用。毛泽东和鲁迅都能够准确把握词语的结构和含义，并善于将某些词语加以活用，以收到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的词语活用如“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在此两例中，毛泽东故意避开“垂涎三尺”和“高枕无忧”这两个成语，而用完全口语化的“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和“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不仅平易幽默，生动形象，而且妙趣横生。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鲁迅对“垂涎三尺”这个成语也有类似的活用：“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
在大众语汇的运用上，毛泽东与鲁迅也有相似之处。如对谚语“秀才不出门，全（而）知天下事”，毛泽东的解释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鲁迅的解释是：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哪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鲁迅都使用过书面语言中不常见的“一塌刮子”这个方言词。毛泽东说：孙科比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刮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 鲁迅说：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塌刮子地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一塌刮子”属于吴方言，《现代汉语词典》释曰：“【一塌刮子】〈方〉①通通。②总共加在一起。”因其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因此毛泽东和鲁迅都用过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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