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红
2013年02月25日08: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王安娜,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并不太熟悉的名字,但是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在武汉、重庆、香港、西安和延安工作和生活,在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日子里,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贺龙、李克农等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她还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
亲历西安事变,投身“XGOB”广播电台工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年仅24岁的安娜?利泽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她结识了长她一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两个异国青年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王炳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在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留学生,而他的真正工作是组织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
1933年,德国纳粹执掌政权。作为坚定反对纳粹的战士,安娜?利泽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其间被迫流亡英国伦敦。1935年,安娜?利泽在伦敦与王炳南结成伴侣。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中国名字———王安娜。
婚后,王炳南夫妇回到柏林。此时,中国政局发生了变化,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王炳南回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离开柏林,前往王炳南的老家西安。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当年王炳南因参加共产党身陷险境,就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先到日本而后转到德国去避风的。中共中央利用这层关系,派王炳南去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回到西安后,在杨虎城的盛情邀请下,王炳南夫妇搬进了杨的新居。王安娜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熟悉中国环境,了解中国风俗,结识中国朋友,并逐渐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
不久,应前往上海疗养的杨虎城的邀请,王炳南带着已有孕在身的王安娜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儿子王黎明。
在上海,王安娜结识了宋庆龄,拜访了病重的鲁迅,并采访了关押在监狱的“七君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浮出水面的政治危机渐渐加速,王炳南收到早已回西安的杨虎城的速返西安的电报后,只身返回西安。
就在王安娜和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西安事变爆发了。好在事变很快就得到了和平解决。于是,王安娜再也“不想在上海久等”了,她说“现在,我的岗位是西安”。她不顾一切地要回到西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现在,西北部正在发生我们久已盼望的大变化。我如果赖在上海不走,该怎样说?在西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而自己却袖手旁观,又该怎样说?”
经过十几天的旅行,在除夕之夜,王安娜终于平安地回到西安与丈夫王炳南团聚。也就在这一天,王安娜结识了另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安娜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发动者面前替蒋介石说情,表明他们的政治视野开阔,目光远大;也证明他们的党和军队纪律严明。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评价。当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全民抗日,蒋介石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如果排除蒋介石,就会招致内战激化,结果只会导致日军的胜利。”
释放蒋介石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利用广播新闻进行歪曲报道,混淆视听,制造“西安已经被红军占领,处于恐怖状态,市民几乎不能外出”的假新闻。而西安的电台由于被南京的电波干扰,不能对南京方面广播,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西北三方联合抗战的形势。为了澄清南京方面的歪曲报道,西安设立了“XGOB”广播电台。一开始这个电台是由史沫特莱和一个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英国记者主持,用英语向外广播。但由于史沫特莱主持的言辞比较激烈,贝特兰也因收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威胁电话,他们都被迫停止播音工作。此时,王安娜正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XGOB”广播电台的实际负责人正是王炳南和刘鼎。于是,王安娜由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家属转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参与者。
1937年1月,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红军进入潼关。此时,已在这支红军部队指挥部驻地云阳采访的史沫特莱致信邀请王安娜。于是,王安娜第一次看见了中国的红军战士。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和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令王安娜感到吃惊。
不久,美国记者维克多?金潜入延安采访后回到西安,遭到国民党警察的纠缠。在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助下,维克多?金才安全地保存了采访资料和胶卷,顺利地到达上海。当王安娜读了维克多?金的系列访问记之后,更加激起了她去延安访问的愿望。
1937年3月初,王安娜随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延安。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见解。
此外,王安娜还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革命女战士。王安娜同样对她们充满了敬意。她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的丈夫的同志和朋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因而,她们作为勇敢的战士,可以信赖的同志,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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